先说两个人：书法家米芾和画家沈周。

“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擅长大字行书，有一件传世真迹叫《多景楼诗卷》，内容是米芾自己写的一首诗，全诗盛赞“多景楼”风光之美，其中有这样一句：

 

康乐平生追壮观，未知席上极沧州。

 

今人面对古人墨迹，多只关心其书写的字形结构、笔墨技术，而对其中的思想内容却很少重视。甚至一些书法家，写了半辈子的“米芾”，却连《苕溪诗》内容为何都不清楚，是可笑事，也是寻常事。士林昔非今比甚矣。古人胸怀天下，追寻大道。为立言，不闻丝竹可也；为立功，投笔从戎可也；为立德，弃官归隐可也。填词尚且被视为赋诗之余，书画末技，更何足道哉。然而，就是这个区区何足道哉，我们尚且道不明白，真是比我们的祖宗差太远了——古代的诗人哪个都是书法家，古代的书法家哪个都是诗人。

接着来看米芾的这句诗。“康乐”就是南朝谢灵运，谢氏可谓中国最早的山水诗人及旅行家，以追寻摹写天下美景为乐事，然而米芾说，连谢康乐这样“平生追壮观”的大家都想不到：倘在多景楼，举目即沧州！——沧州如此美好，沧州是什么地方？

回过头来说沈周。作为画史上“吴门画派”的泰斗，“明四家”之首，家境优裕又无心出仕，终生隐居且天下闻名，沈周可谓一代高人。晚年的沈周创作有一副精品长卷，名曰《沧州趣》，画面描绘山林水涯，平屋茅舍，清新雅致。沈周在卷后的题跋写道：

 

以水墨求山水，形似董巨尚矣。董巨於山水，若仓扁之用药，盖得其性而後求其形，则无不易矣。今之人皆号曰：“我学董巨”，是求董巨而遗山水。予此卷又非敢梦董巨者也。

 

题跋鲜明地表达了沈周论画的识见。“董巨”即董源和巨然，为五代南唐画家，他们二人所开创的山水画风格，深刻影响了自元代以降整个后世的画风，清朝人甚至将他们比作书法史上的“钟王”（钟繇和王羲之）。沈周身处的明代，历经“元四家”的发扬高举，“董巨”画风弥漫，所以沈周在这卷《沧州趣》中特别强调告诫“吴门画派”及其他画家：学习董巨，要领会其精神而非其外形。

董巨的精神是什么？沈周说是要像他们那样，得山水之“性”。性就是性格性情，是内在的本质的东西，可山水有性情吗？有,山水之性即人之性。“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画家所见山水，须与画家精神合一，如遇契合处，自然下笔通神。这或许才是沈周所要表达的意思。至此我们再来重新审视沈周为画卷命名为《沧州趣》的意旨所在。

当代美术评论家在帮助大众“鉴赏”这幅画作的时候，这样写道：“河北沧州地处北方，沈周未曾到过，他只是表现山川之性和趣，故图名‘沧州趣’”。随后又借势发挥，解释画中山石的皴法何以兼备“南北宗”，盖因沈周身为南人而凭想象绘北方山水云云。

实际上,“沧州趣”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思。沧州，并非今日河北的沧州，而是泛指临水的地方，就是水滨涯涘，古代常用来称隐士居处，而“沧州趣”便是指归隐之乐，寄寓着文人雅士的安逸情怀和洒脱品格。这是现实的沧州，更是想象的沧州。所以米芾才敢断言：即便你谢灵运在，也是要羡煞三分的！——只因为有多景楼，这里便是传说中的沧州。

“沧州趣”一词大约最早见诸南朝诗人谢朓，其诗云：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河北的沧州创设于北魏，此前隶属幽燕，生活年代与北魏同时的谢朓显见是不会拿后世眼里的“沧州”抒发自己的欢情旨趣了，谢诗里的沧州只不过是一种虚指，并非具体的地点，其境近乎《诗经》的“在水一方”。山水精神是中国文学艺术永恒的母题之一，“沧州”最原始的意象至少可以追溯到屈原，屈原在《湘君》中吟咏：“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极浦，就是无际的水涯，也就是沧州。

诗人遥望水天无际，顿生超尘之思，于落寞的屈子，感受的是无穷的悲切；于踌躇满志的谢朓，感受的却是不尽的欣然。此诗为谢朓于建武二年春离京出守宣城途中所作，诗句“怀禄情”和“沧州趣”两相呼应，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诗人写舟中所见江天一色的浩淼美景，毫不掩饰地表现自己仕隐合一的旷荡心情。

这种儒道兼具，用舍行藏的心理意识，存在于世代文人的心中。试看唐代的诗客：

 

君虽在青琐，心不忘沧州。——岑参《宿歧州北郭严给事别业》

 

唐代至德二年秋，岑参做客给事中严武在凤翔郡的别业并留宿，为表达对主人的感谢和赏慕，挥笔写就这首优美的赞歌。“青琐”指朝廷，“沧州”谓隐居，言下之意盛赞严武大隐于朝。

再看韦应物：

 

素秉栖遁志，况贻招隐诗。坐见林木荣，愿赴沧州期。——韦应物《酬卢嵩秋夜见寄五韵》

 

韦应物与卢嵩曾同在洛阳为官，交游亲密，既是同僚，又是好友。也是一个秋夜，韦应物收到卢嵩寄来的一首五律，于是提笔和了这首诗。栖遁、招隐、林木、沧州——皆是隐逸的象征符号。

更有意思的是，韦应物和岑参提及沧州隐逸的诗句，都是写在秋天里。这当然是一个巧合，但有一定的妙理在也未可知。先看王摩诘的这句：

 

忽思鲈鱼脍，复有沧州心。——王维《送从弟番游淮南》

 

才说沧州，又见鲈鱼。鲈鱼脍——又是归隐之思。晋代张翰，决定弃官还乡归隐，正是在一个秋天：

 

张翰在洛，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在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晋书·张翰传》

 

秋天，原本是一个容易感伤消极的季节。官场风起云涌，仕宦沉浮不定。在西风骤起的秋夜，文人怀想归隐山林，遁迹江湖，不恰在情理之中？而那些归隐的小想法，也只有在写给亲密友人的诗篇里，才能吉光片羽地闪烁一见。大浪袭来，或者春风得意，这些微茫的小念头，便即刻堙没于个人思想史的尘埃，诗人自己却来不及回忆思忖，只有后人知。

所以说，无数文人士大夫所描写的沧州，只能是幻想中的沧州，它并不真实地存在。倘若有真实的沧州在，那也只能在无官可作的隐士和穷儒那里。仕途无望的孟夫子，是真正地得到所谓沧州趣的。

 

缅寻沧州趣，近爱赤松好。——孟浩然《宿天台桐柏观》

 

在谢朓、岑参和韦应物那里，沧州其实原本只不过是一句偶尔的说辞，踌躇满志的诗人们，怎么会耽于林泉之乐呢？但孟浩然不同，他的沧州是确确实实的沧州。

这一点与沈周还不同，沈周一生素来是享受这份沧州趣的，给官当都不干，他是懂得生活的享乐派。与沈周的“主动沧州”不同，孟浩然是遭遇求仕挫折后的“被动沧州”，这就容易在心理享受上打了折扣，所以也难怪他要去“缅寻”沧州趣了。对于沈周而言，沧州趣就在那里，眼皮底下摆着，何必去寻？

拥有的，不必寻；没有的，想去寻；想寻的，寻不到；寻到的，无真趣——沧州趣，真是千古文人心中最纠结的美好梦魇，它是真实的，又太虚无；它是个虚指，又最真切。其实何止是文人？武夫亦如此——试看“水浒”。

水浒就是水边，水浒就是沧州。

 

浒，水厓。——《尔雅》

 

《水浒传》里的阮氏三雄及一众好汉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倚靠的是漫无际涯的八百里水泊。荡舟打渔，劫富济贫，那份乐趣，是粗壮的豪情，不同于文人渴望归隐的精致品味。但对水涯、山林的热爱和拥戴，竟然如此相通。

多有意味，同样是水边——一边是沧州，一边是水浒；此岸居住着文人，彼岸居住着侠盗。侠盗也要寻觅沧州趣！草莽英雄们不但倚水称雄，还要占山为王。这是武夫的山水——武士不得志，同样要归隐，要浪迹江湖和山林，要当武林隐士的。这“武隐士”一派，往往被人们所忽略。文士隐于山水之间，就叫林泉高士；武士隐于山水之间，便叫绿林好汉。前者是“文隐”，后者为“武隐”；文隐寄情沧州，武隐倾心水浒。

无论文武，都有在朝之“显者”与在野之“隐者”之分。文士在朝，兴民治国；武士在朝，守疆安邦。文士在野，寄情山水；武士在野，快意江湖。这一文一武、一朝一野的两组线索纵横交织，就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兴衰治乱的主旋律。

历史太浩大，不好说也说不好，就随便举几枚传统小说的例来敷衍。先看《封神演义》，西周肇始，文用姜尚，是起“文隐”于沧州（渭水河畔）；姜尚招兵，是用“武隐”于江湖，一部“封神榜”，就是文隐联合武隐，扶周灭商的历史。再看《水浒传》，宋江、吴用这些人是文隐，武松、李逵等一众好汉是武隐，水浒讲的是文隐与武隐由联合而成功、又由分裂而失败的过程。至于《七侠五义》，则是典型的“文显”（包拯）联合“武隐”（侠客），惩处权奸、保国护民而在朝野大获成功的案例。戏说至此，可以打住。

文隐也好，武隐也罢，都离不开那片虚无缥缈的沧州，而历史活生生的真实，就滋生于这片缥缈之中，或许这便是道家所说的“无中生有”。进一步讲，道家“尚隐”，儒家“求显”，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是两者思想其实都以一个“沧州”为枢纽。此话怎讲？

老庄尚隐，所谓沧州趣自然当在道家本义之中。然而，他们是将“沧州”作为个体出世的“起点”来看待的。道家希冀人们都“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目的是使人“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如此，便可以实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大同世界胜景。由此可见，道家眼里的沧州，是人们走向大道的始点，只有断绝名利欲望，去除远志抱负，赤脚走向苍茫山水之间，置身于沧州，才算开始了理想人生的第一步。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同样的行动时，真正的太平世界才会显现，到那个时候，巧智和狡诈同尽，仁义和奸邪并亡。

而儒家呢，虽然积极鼓吹入世，推崇仁义礼智信，言必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却又恰是将隐遁式的“沧州趣”作为人生之理想的，《论语》中那段著名的记录就是最好的注解。孔子与学生们闲暇围坐，要求他们谈谈各自的志向，子路几位慷慨陈词之后，孔丘笑问曾皙。当时曾皙正在悠然鼓瑟，闻听老师的提问，于是戛然而止，从容起身。曾皙说，我的人生理想是：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

 

在春天里，呼朋唤友，跳沂河里洗澡，坐高台上吹风，唱着歌回家。——这就是曾皙的志向。孔子听完，没有呵呵一笑，竟然“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皙的一番话，拨动了老师的心弦。在孔子看来，自己之所以穷其一生周游列国以图挽救所谓“礼崩乐坏”的时风，不正是为了让仁的思想普及世人，开创出一片春风骀荡、歌舞升平的天下中和吗？曾皙所说的“浴乎沂，风乎舞雩”便是孔子眼里的沧州趣。

沧州，是道家思想的起点，也是儒家思想的终点。到后世文人那里，起点和终点的界限便越来越模糊了，待得如今，文人大概已不甚知晓更不去在乎劳什子沧州趣！文人已经不在乎，遑论画家。所以画家，书法家抡起臂膀挥毫泼墨，只管往大里写，往大里画，只要大，心有多大，沧州就有多大。

诗圣杜甫，在为当时的那位精于附庸风雅的高级官僚刘大人唱赞歌的时候，还是有点唱的底气的。毕竟那时候的官员也满腹经纶，饱读诗书，偶尔想舞文弄墨，至少不会很献丑。更何况人家也是胸中有丘壑，心思极沧州。且看杜甫怎么说：

 

闻君扫却赤县图，乘兴遣画沧州趣——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

 

不管老杜的赞美是否趋近于奉承，刘少府身为“文显”，却能怀抱沧州逸趣，也算难能可贵了。须知，士大夫生活再优游卒岁，官场终究波谲云诡，在朝业余画家刘少府的沧州趣，在一定程度上，比在野专业画家沈石田的沧州趣要更加来之不易。这也就是儒家沧州与道家沧州精神趣味的差别。

佛经有“八苦”之说，生老病死之外，尚有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五蕴炽。对于一切世人来说，沧州的乐趣和苦闷，释放与压抑，都来自于那份“求不得”之苦。杜甫笔下刘少府的笔下的沧州，米芾笔下谢康乐的笔下的沧州，其实都有难掩的苦，那是身在社稷，心在沧州的苦。但更苦的恐怕是反之——身在沧州，却心怀社稷的苦，比如陆游：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述衷情》

 

“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陆游的这句，与岑参写严武的那句“君虽在青琐，心不忘沧州”恰成鲜明的对照。两者境界谁高谁下，孰难孰易，其实难以比较，又何须比较。一个“求不得”的苦厄，漫漶了古往今来夕阳残照里无数个满纸龙蛇，遍地云烟。

正所谓，围城内外，皆是倦客；沧州远近，尽付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