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上陆续公布了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学生名单，从入选学生来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该校各项学业考试中的姣姣者，以至于被社会质疑为浪费指标，失去了实名推荐的意义。因为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些学生即使没有校长的推荐，也同样能够凭借自己优异的成绩考上北大。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下实名推荐制出台的全过程。

按北大招生办的说法，这项政策的推出，是对现行高考招生制度的补充，目的是进一步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使中学和学生能够从兴趣出发，把精力从被动地应付考试逐步转化为主动地培养素质，从而逐步影响乃至改变高考“一考定终身”的现状，使那些综合素质更加全面、学科特长更加突出的优秀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北大接受教育。

然而，在北大此前公布的方案中，却是这样描述的：北大根据中学校长所推荐学生的具体情况，安排相关学科的专家组对学生报名资料进行审核。合格者将免于参加北大自主招生笔试而直接进入面试，面试合格者在高考录取时将享受北大一批次录取线下降30分录取的政策。这也就是说，学生被推荐是在参加高考前，而不是之后，所享受的“待遇”，一是免于参加北大自主招生笔试，二是北大一批次录取线下降30分。

从中我们看不出该模式究竟新在哪里，可以说与目前已经存在的特招、保送等自主招生方式毫无二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后者。按照北大的这一方案，中学和学生又怎么能够从兴趣出发，把精力从被动地应付考试逐步转化为主动地培养素质，并为不同类型优秀学生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如果北大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应该像当初清华大学招收吴晗和钱钟书那样，在高考之后根据考生成绩和平时表现再决定是否破格录取，而不是之前。难怪社会上有不少人认为，北大此举不过是为了在与其他学校的生源竞赛中提前“抢跑”罢了。这一点，从南开中学和巴蜀中学6名被推荐学生的报道中可以得到证实。报道称每一名被实名推荐的学生都郑重地在一份“诚信承诺书”上签字，承诺自己愿意参加北大的自主招生，并且在高考填报志愿时，一定填报北京大学。

其次，在北大公布的方案中，不仅对被荐学生的标准，只是笼统的“综合素质优秀或学科特长突出”一句话，而且对中学在推荐时所采用的程序也是只字未提，仅要求校长以实名推荐并予以公示。应该说，公示在防止腐败方面，确实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要真正做到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却离不开公开而规范的程序。作为一所负责任的大学，在推出一项政策的同时，明确标准和程序是完全必需的。

然而我们从近期的报道中，却看不到这方面的内容，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标准和程序的不明确，不仅让中学校长们无所适从，也使他们感到很为难，正如南开中学校长宋璞所说的那样，“非不能也，是不敢也！”面对公众的眼光和质疑，唯一有说服力的就是分数，因此他们在推荐时又重新回归到唯考试分数论高下的老路上也就不足为奇，或者换句话说校长们普遍采取了避重就轻的做法，又将皮球踢回了北大，谁也不愿意做出所谓“宁缺勿滥”的选择而浪费指标。无怪乎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北大这样做其实是把难题踢给了中学，不是权力的下放，而是矛盾的下移。

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是北大，还是首批获得推荐资格的中学及其校长，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无一不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所谓探索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过是这些人维护个人或集团利益的一块遮羞布。

也许是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北大“校长实名推荐”制对于改变我国教育现状的作用，因为在现有体制下，这样一种期望多少有些不切实际。我比较赞同此前原北大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的说法：教育担待不起培养杰出人才的全部责任，“钱学森之问”不全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但是，他的说法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把教育看成体制的附庸。无论他承认与否，社会的发展进程早就已经证明了这样一点，教育不只是要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更需要从思想认识的高度引领社会发展的潮流。如果教育沦为体制的附庸，那么整个社会就将变得死气沉沉，毫无活力可言。或者换句话说，在社会实现蔡元培老先生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之前，任何试图改变现有教育体制的努力，包括北大所谓的校长实名推荐制在内，都只能是纸上谈兵，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义遒教授才说出“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时代”的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