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红墙巷住了二十几年了。

        在我的印象里，这巷子里原本是有一些红砖墙的，枣红色的，长满了苔藓。现在已了无痕迹。  

        街上有几家过得硬的粉铺，家家生意好。长沙人不太吃牛奶蛋糕以及面食，爱吃米粉。有一家叫“益湘”的，生意尤其好。老板姓左，四十岁的样子，矮胖，嘴巴特别热闹。老顾客离门口还有几丈远，他就开叫：“陈满哥来哒，二两肉丝粉。”“霍三爹的老规矩，酱汁面轻挑。”带点韵腔，象唱戏的开场白一样，很好听。等你吃完了，筷子刚一放。他又开叫：“六爹走好，六爹健旺。”“毛伢子快点，要迟到哒。”嘴多，却不讨厌。

       下粉的是他堂客，手脚麻利，快而不乱。摆碗，十几个碗摆几排，放盐，味，葱，油，酱，沏汤，下粉，盖码，蜻蜓点水，一气呵成。随你好多客，三分钟之内保证上桌。汤是用筒子骨熬的，锅里浮着一个纱布包，里面有乌龟壳，脚鱼板，鸡头鸭骨一类东西，这样熬的汤才鲜。粉是手工切制的。码子的品种很多，最常见的是：肉丝，酸辣，酱汁，蒸排，麻辣，肉饼蒸蛋。也有杂酱，焦脆，，雪里蕻肉泥等等。碰上季节还有寒菌，要卖五块钱一碗，鲜美无比，物有所值。

        长沙人吃米粉有很多讲究：        

        盖两个码子叫：“双码”。要两勺油的，叫：“双油”。

        份量多的，叫“重挑”，份量少的，叫“轻挑”。

        多放汤的叫：“宽汤”。不放汤的叫“干”。

        生一点的叫“带迅”，熟一点的叫“煮老”。

        在店里吃的叫“坐堂”，端回去吃，叫“出堂”。

        有时侯喊起来很复杂，如：“陈满哥的重挑双油带迅干肉饼蛋盖双码出堂啊。”外行人听起来云里雾里，但他堂客从不须问第二遍。有的则很简单：如：“六爹的老规矩。”说明这个客是老主顾，并且常年四季只吃一种搞法，至于是甚么搞法，只有左老板和他堂客晓得。这样的老主顾大约有一二十个，真难为他们记得这麽清楚。       

       “益湘斋”只做早点，中午晚上都不开门。长沙人中晚餐吃粉的少。有人劝左老板做点夜宵盒饭，左老板懒得搞，嫌累。反正是自己家的门面。钱嘛，多赚多用，少赚少用。

        我很欣赏左老板的这种人生态度，潇洒。我对“益湘斋”是有感情的，我对左老板也是有感情的。但他只晓得我是老顾客，并不认得我。在他眼中，我只是一桩生意。

        马路对面有一家水果铺子，是个乡里伢子开的——小张。小张不但卖水果，还搞点别的事。比如，帮忙扛液化气罐扛米，两块钱一趟。反正，跑腿活力气活，只要赚钱的都干。小张的水果我买过两回，一斤李子少一两，十斤西瓜少半斤。我问他，他嘿嘿的笑，递两只香蕉过来，不做声，不解释。他喜欢占点小便宜，满规矩的。

        短短的巷子里有四家报摊，很奇怪，四家的生意都不坏 。其中两家是两兄弟开的。两兄弟都是小儿麻痹,长得很象，四肢干瘦，眼睛巨大，看不出是三十岁还是二十岁。各开一间报摊，相距不过十几米。他们共有一个干瘪的父亲，每天穿梭在两店之间。我只在这两家买报。后来， 我听一个人说，哥哥的脑壳其实没问题，好赌好酒，象棋麻将扑克牌，样样是里手。弟弟人老实，是真傻。这话不假，我亲眼看见哥哥赌牌，而弟弟则正正经经地端坐在报摊的小凳上，看着一个个女子从街边走过。

        于是，我从此只到弟弟一家买报。 

        南杂铺好几家，生意最好的数巷口的“文记”。老两口开的，还有一个老娘。因为码头好，我也经常光顾。但有一回，我买十几块钱的东西，差了三毛钱，说呆会送来，他硬是不肯。我很光火，都老顾客了，这还信不过，不买了。从此再也不去。两口子虽然小气，但有一样颇为难得-----孝顺。老太太小脚，走得慢。每天搀着来来去去。老人在店里吃饭，得一口一口地喂。给老太太梳头，又轻又细，象伺候老佛爷一样。这不是装得出来的，难得。看在这一点上，我又经常光顾了。

        于是，引来了一次奇遇。有一回，我买一包烟，正等老板找零，突然发现老板眼神不对，一回头，看见一绝世美女站在身后，我从没想到女人的容貌能够发射出如此耀眼的光辉。逼得我呼吸为之一滞，瞳孔为之一缩。一瞬间的茫然，一刹那的失落 ，飘飘乎不知身处何世。倒是老板很快更正了自己的失态，一边把东西递过去，一边嘿嘿笑道：“这位小姐长得满漂亮呵。”那女子微微一笑：“哼，漂亮有甚么用呢？”说完便转身离去，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路边兀立。

        后来，我打听到她是“红叶饭庄”谢老板的亲戚。于是，我成了“红叶”的常客，每天一份蛋炒饭，一碗豆腐脑汤。久食不厌。我还跟踪了她好几回，但每次都没敢上去搭话。我每天幻想着和她相识，幻想着与她在一起，不用干别的，就愿意聊天，我要把学到的所有最经典的笑话都讲给她听，逗她笑，让她快乐。我还想触碰她的手指，抚摸她的长发。我甚至愿意付出两月的工资换取与她在一起一天的逍遥。

        这是我年少时的一个小小回忆，现在想起，也并不觉得可笑，只觉得一阵寂寞。       

        红墙巷里最最有味是丁大伯。据说，主要是据他自己说，他早死的爹是老红军，搞过长征的。他们家本来应该住在省委大院里头，出门应该配红旗轿车，但政府不肯落实政策。至于政府为什么不肯落实政策，原因不详。有一阵又说是地下党，搞不清。总之，是老革命，吃过亏的。

        丁大伯屋里养猪，他没工作没堂客，有三个很能吃的崽。可谓穷斯滥也。二十多年来靠猪吃饭，以猪为生。八十年代在城里养鸡养鸭是很平常的事，但养猪就不多见了。那时侯有很多只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的小朋友到他们家去看世界。九十年代养鸡鸭的就基本绝迹了。后来搞拆迁，丁大伯也住了楼房，还是照养不误。于是，有人提意见，原因有三点：一是气味不好闻，二是招蚊子，三是不文明。居委会上门做工作，丁大伯也讲了三点：一要吃饭，二要吃饭，三还是要吃饭。你现在不准养猪老子吃么子罗？吃墙壁灰？你吃给我看看？你吃两斤墙壁灰我就不养了。老子的爹老倌原来是红军。。。。 哼，没得我爹老子你们有今天？      

        居委会的同志不敢吃墙壁灰，又都不免有些惭愧。没给人家配红旗车本就不对，居然还不准人家养猪，太不象话了。但群众意见确实很大，上面又下了文，明令禁止养鸡鸭猪。怎么办？居委会的同志一商量，只有动粗。      

        谁知忠良之后早有防备，全家全副武装保卫猪。只见丁大伯左手持一把锈迹斑斑的菜刀，右手拿一筒不知那里偷来的灭火器，威风凛凛，视死如归。 那架势，即便他那当过红军的爹再生，恐怕也不过如此。三个崽也各持兵刃，誓与猪儿共存亡。吓得居委会的那班乌合之众不敢上前，后来还是德高望重的彭嫒姆壮起鼠胆厚起脸皮半投降半招安的出列谈判。谈来谈去，分分合合，缝缝补补，结果是，每月由居委会补贴给章大伯家七十元钱，丁大伯鸣枪收兵，再不养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