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本来想就两本书《司法能动主义》和《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探讨辩论方法，但苏振华先生在腾讯大家上关于计划生育的文章引起了各方争论，我随口说了两句，有朋友希望我详细撰文，因此先就苏文“我主张节育政策的理据——答莫之许、李华芳、乔木”简单谈谈，以后写上述两本书的书评时可能还会进一步阐述，若有重复之处，先行致歉。

在此，我不想先对苏先生的论点发表意见，没有正确的方法就没有正确的结论，因此，对方法的讨论远比对结论争执不休更为重要。苏先生之错，错在方法。

一、社会事实尤其是个人体验不能作为立论基础。

苏先生号称深谙奥派经济学，但奥派经济学的核心是什么呢？是米塞斯的社会科学（人类行为学）方法论，即由逻辑而不是经验事实推演出结论。因为每个社会现象都是特殊的、个别的，不可再现的，观察者和观察对象都是变量，尤其是人的思想是不可测的，没有常量，就不可能形成逻辑统一的结论。基于先验公理的逻辑推演才可能得到普遍的真实。拒绝实验的方法使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而普遍的真理性又使社会科学区别于艺术。

苏先生该不会不知米塞斯的方法论。但他在文章中开门见山认为，其文中的结论是基于个人的人生体验，他既然承认了经验的个性，就承认了由此得出的结论的个性，也就是说，他所得出的结论，计划生育的合理性只对他一人有效，不具有普遍意义。苏先生就此取消了一切达成共识的可能，否认了他的结论成为普遍规律的可能。

即使我们放宽要求，经验可以作为驳论的根据，也仍然不能成为立论的根据，因为经验的归纳始终是不完全的，不可穷尽的。我发现有一只黑天鹅，可以成功驳倒“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一论断，但我不能因为看到了一只白天鹅，就论断“天鹅都是白的”，看到十只、百只、千只也不行。而苏先生恰恰就是看到了自己和身边的人和事就得出了结论，甚至没有试图去做尽可能广泛的归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苏振华商榷的大家如莫之许犯了同样的错误，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论证是不可靠也不严肃的。也许一个人可以因自己的经验丰富、头脑敏锐而颇具洞见，但终究是建立在沙上的大厦，没有坚实的基础。

二、想要达成最基础的共识，就不可无中生有，孤芳自赏。

太阳下没有新鲜事，人口问题非自今日始。挂一漏万，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罗马俱乐部、奥地利学派和道金斯等，都曾论述过人口问题，正反两面交相辉映。那么如果要建立自己的观点，就需要清理以往的论述，而不能平地起一座空中楼阁。

比如，如果苏先生赞成马尔萨斯及其追随者的理论，那么，就必须回答诸家流派对马尔萨斯理论的批评，将之驳倒，才能重树马尔萨斯理论的正确性。如果仅仅是重复马尔萨斯的结论，而不回答后来者对它的反驳，那就没有任何辩论价值了。如果对马尔萨斯理论有所扬弃，那也要说明有什么扬弃，为什么扬弃，另外也要回答相应的批评。有这样的脉络，才有可能形成共识。

苏先生的两大核心命题“人口过多会挤压每个个体的生存机会”和“节育政策对穷人是有利的”，反方都有众多的论证意见，比如手边的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就有足足一章“扩展秩序和人口增长”，以及前几天我主持翻译的“米塞斯日报（33）：太多或太少的人口？”对这两个命题都有完全相反的论证。当然，不是说苏先生必须去看以上的资料，但至少要对主流的反方常见理由作出逻辑严密的回复。

很遗憾，苏先生只强调命题必须是共识，而不谈为什么资源就能“控制不变”？或者说为什么资源的增长必然落后于人口增长？（苏先生的理由是他是一个悲观论者，他不相信，这就没法继续了）如果生养占用的是私人资源，是用的自己的钱，为什么不是家庭的个人选择，而需要法律强制？若在一个产权明晰自由交换的社会，为什么生育会产生公地悲剧？父母是用公共资源把孩子养大的？即使利用公共资源，公共资源能否私有化以消除外部性？人口多挤压生存机会，但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喜欢挤在拥挤的城市而非荒僻的山村？在人口密度如此之大的地方，他们怎么求生的？以及，穷人为什么必然会从生育中受损？等等。

如果对立论——驳论——再立论——再驳论的论证方式不认同，而只是一味重复以前的结论，或是自说自话，那当然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共识产生。

三、论证中不能有明显的逻辑矛盾。

苏先生赞同人赋人权，他说“如果所有人都同意可以自由杀人，那么杀人就是权利。”如果说我们认同权利等于“正当性”，尤其在事前判断行动是否正当，法律是否应当给予保护，事后是否应当给予救济的意义上，他这个论点本身就存在逻辑问题。

1.“所有人同意自由杀人”，是事前的同意还是事后的同意？如果是事后的同意，已被杀死的人的同意怎么算？因此只能是事前的同意。

2. 所有人都事前同意自由杀人后，对杀人行为能不能采取防卫？或者说，防卫是否是正当的？如果防卫是正当的，则自由杀人不正当，法律只能保护二者之一。显然，对杀人的防卫不能是正当的。

3. 那么，如果有人来杀我，我采取了防卫行动，将他杀死了。我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应当受到“可以自由杀人”这一规则的制裁。但对我制裁本身又违反了“我可以自由杀人”的条款，侵犯了“我可以自由杀人”的权利，陷入悖反。

4. 也就是说，“如果所有人都同意可以自由杀人，那么杀人就是权利”，这一命题如果成立，本身就取消了权利（正当性）的概念，只剩下了事实，即“我把要杀我的人杀死了”这一事实，但对这一事实的正当性判断，以及其是否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无从谈起。

因此，自身的逻辑错误使得苏先生“可以随意赋予权利”的论点不能成立，证毕。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把杀人扩大到“伤害”，或“所有的权利都是人赋的，人没有无须人赋的原始正当权利”，也有类似的矛盾，其问题的核心是“所有人的同意”不能作为个体判断行为正当性的标准（这违背了人的行为公理），这一论证稍跑题，暂且略过。

其实，苏先生更为严重的矛盾是，如果每个人都同意实行计划生育，那也就基本否认了需要法律强制，正如每个人都同意每天吃饭，法律完全无须就此强制。苏先生必须证明，为什么即使每个人都自愿同意了计划生育，仍然需要法律强制执行。（《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对国家实行再分配的必要性有类似的证明，但诺奇克雄辩地论证了如果每个人真是自愿接受，法律强制是难以服人的，因此无法支持苏先生的观点，苏先生必须超越诺奇克）

对于计划生育对穷人或富人是否有利，就经济学而言，应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分析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不是本文的探讨内容，有机会另文再述。最后，再一次深深地感谢米塞斯，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如一盏明灯，照亮了纷繁复杂社会现象的重重迷雾，让我们有可能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