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引自《楚天都市报》的一条新闻，在传播过程中，无疑已经被解读为贫困大学生不知道“感恩”。

    然而，这样的解读是否忽略掉了什么？

首先还是通过《新京报》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来看看这简单新闻事实背后更多的细节：

    襄樊市总工会九年间联系资助了几百个学生，“但给我们写感谢信的却只有几个，我们感到也很寒心”。

    总工会组织助学活动时一直注意感恩意识的培养。此前，在开展活动时，受助者和资助者也一起跳“感恩的心”，当时的场面非常感人，“也有人当场就流了泪”。不过，这样的教育并没有让大学生的感恩意识有所增强。她（作者注：她指襄樊市总工会女工部负责人）转述说，有位女企业家很生气，表示受助的学生如果想要继续得到资助，应该到公司介绍自己的学习情况。

    她（作者注：她指襄樊市总工会女工部负责人）也对有些学生和家长的表现表示不理解，“女企业家有怨气，我们只能听着，还要继续做她们的工作；而当我们转述给学生家长时，他们就是不反驳、不说话，不解释。”

    从上引新闻细节中，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捐助活动的形式是受助者和资助者也一起跳“感恩的心”；工会和捐助者，也即女企业家所理解的“感恩”是至少是写封感谢信；面对捐助者对受助者不懂得感恩的抱怨时，学生家长的反映是“不反驳、不说话，不解释”。

    先把话扯远点，当工会和捐助的女企业家指责受助的学生不懂得“感恩”时，其言下之意显然是，其认为捐助是一种“恩”，否则又何来“感”之说？

    然而，是否应当将这种强者对弱者的捐助理解为某种“恩”呢？换句话说，在现代慈善事业中，对弱者的救助，是社会的责任呢？还是社会施与弱者之恩？

    在笔者看来，对弱者的救助更应当是一种社会的责任，而非社会施与弱者之“恩”。如果从责任意义而言，主动捐助的工会和女企业家，也就是捐助者的捐助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责任的承担，而非施恩于谁。从这一意义而言，所谓要求受助者要懂得“感恩”，或许可以被理解为是某种意义模糊的要求。

    笔者注意到，在工会组织这种需要“感恩”的助学活动时，一个细节就是捐助者和救助者一起跳“感恩的心”。顺带说一句，其实类似的行为在现今的各类慈善活动中可谓屡见不鲜，比比皆是，而且这种“感恩”更是早已发展到了通过电视等现代传媒，向公众广泛传播的地步。然而有谁仔细思考、品读过这种“感恩”中的复杂涵义，以及那受助者可能的心理感受？

    在笔者看来，从某种意义而言，这种让捐助者和受助者同场共跳“感恩的心”的活动，无疑是对那受助者的一种绑架，并且这种绑架不仅是行为意义上的，更是情感上的。换句话说，其潜台词就是，如果你想得到救助，那就请你表演你的“感恩”。应该看到，这种慈善活动，可能的涵义就是，让被救助者公开展露自己的贫穷，表达自己的感激，这样的做法和要求，或许已然是将被救助者置于了乞讨的地步。

    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反思？难道对弱者的救助竟然就是多么值得一个社会自我表彰的无上功德？难道这种救助不是一个社会原本就没有理由推卸的责任？

    那些需要被救助者感恩的人是否想过，为何会有那么多被救助者面对“感恩”的要求都表现出了冷漠和拒绝？都不约而同的“不反驳、不说话，不解释”呢？如果这真是道德的问题，那么究竟是道德的要求和标准出了问题，还是被救助者的道德水准出了问题？在笔者看来，其毋宁说更是道德的要求和标准出了问题。

    这问题就是，当救助者对被救助者提出感恩的要求时，或许已经是在要求对方让渡自己的某种权利，换句话说，受助者和救助者原本是平等的两个权利主体，然而，在“感恩”的要求下，受助者却不得不对救助者承担某种权利义务，从而换取其救助，这样事实上也就使所谓的慈善救助变成了，两个平等的权利主体的个人之间，以金钱价值为媒介的某种权利转让，或者说是以金钱为手段的权利剥夺。

    需要说明的是，慈善救助不是不可以附加约束条件，但这种附加的约束条件，在笔者看来，不应当是个人对个人的约束，而应当是社会，或者更细化的说是慈善机构或者组织对个人的约束。这种机构组织对个人的约束，其本质是对个人权利义务对等的要求；而个人对个人的约束，却是权利以金钱为媒介的转让，其潜在的可能后果就是将个人占有财富的不同转化为权利的不平等。

    从这个意义而言，笔者以为，现代慈善事业，就其运作模式而言，有必要拒绝个人对个人的直接捐助，而应当采用个人——机构——个人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