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纪念成“秀”

       巴金走了。在他告别了的这个俗世里，响起了一片纪念的喧哗。喧哗声中，巴金已不再是一位作家，而成了某种象征，尽管在不同人的眼中，巴金的象征意义并不尽相同，甚至还有着有某种程度的相悖。

       作家完成了作品，作品也就完成了作家。在这种由作家到作品，再由作品到作家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某种世俗的力量，创造着也异化着作家和作品，并且这种创造和异化又是作家本人无力反抗，难以拒绝的？

       对巴金的作品我并不熟悉，其早期的《家》、《春》、《秋》以及《寒夜》我没有读过，即使其晚年的《随想录》，我也只能说是粗粗的读过部分。因此，我不认为我有资格谈论作家的创作。我之所以还敢于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是因为在喧哗一片的纪念声中，我也没有听到多少对巴金作品的谈论。相反，感念更多的却是巴金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位作家的魂灵。这里，作品本身已不再重要。

       《随想录》几乎被所有的人谈论着，所有的谈论中都不约而同的肯定着作家的“说真话”。原来在我生活的这个俗世间，有这么多人在呼吁“说真话”，也有这么多人认为“说真话”并不容易，惟其不容易，所以才有呼吁。但我不知道，这么多呼吁者中，有几人真正作到了“说真话”？

       巴金说真话，之所以会说也之所以要说，是因为巴老没有轻易的原谅自己。不轻易原谅自己，是否就是巴老对我们说出的一句应当如何“说真话”的真话呢？

       纪念巴金的人很多，但不轻易原谅自己的呢？肯定巴金的忏悔，却也心安理得的认为自己无需忏悔，这样的纪念是否在纪念中其实已经背叛了自己的纪念，而多少显得有些虚伪？

       孟子有言：“士无恒产而有恒心者，鲜亦”。这话是十分人性的，因为它承认人要做到某一点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有恒心如此，“说真话”同样如此。这种条件或许是物质的，或许是精神的，也或许是某种制度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仅仅“说真话”是不够的。许多时候，能够保持沉默或许比“说真话”更为重要，因为它将挽救我们，使我们在未来不至于需要忏悔。

       沈从文在自己文学事业的壮年毅然选择了对于文学的沉默。这种选择同样是一种“真话”的言说。然而，纪念着巴金的我们，则恐怕是即没有始终坚持“说真话”的勇气，又没有在需要沉默的时候，如沈从文一般的具有那种坚守沉默的力量和美德。我们常常无法拒绝说话的诱惑，于是我们发言为声，说着许多片断、许多枝节、许多局部真理、许多不痛不痒、许多欲语还休、许多没有多少意义的真话，在这种自以为尚对得起良心的言说中，我们真的可以问心无愧？难道这种拒绝全部真实的所谓“说真话”的言说就不是对真实的歪曲？

       事实上，当巴金在《随想录》中反思和忏悔一生的岁月曲折时，今天的纪念者们离这位老人又是多么的遥远。这种遥远不是思想的距离，而是心灵的归依之不同。也因此，如今喧哗的纪念声在我听来，也就多少有了几分作秀的味道。

       纪念巴金，我们配吗？我们真的有这种纪念的资格吗？作为一介凡夫俗子，清贫布衣，是否参与世俗的热闹就可以证明自己的不俗甚至高洁？也许，对于巴金的纪念首先需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暗夜里认真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且不要太过轻易的原谅自己。

       这样的纪念，也许难以让我们真正具有“说真话”的勇气，但多少应该能够让我们懂得，在需要沉默的时候坚守沉默。

       纪念巴金，仅有发声的言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这样，这纪念无疑将会变成一场热闹“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