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看重“人的提升”

——曲直作品集《夏天的记忆》代序

    这个作者在如林的文学爱好者中是极为普通的。他的迄今为止的作品似乎也没有产生广泛的反响或者轰动。中国工人出版社能够出版一个并不知名的作者的作品集，在我看来，这首先显示了他们（工人出版社三编室的同志）扶持奖掖无名的十足的善意和美意。

    由于某种偶然的机缘，我与这本作品集的作者曲直有过较多的交往，又因为我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对他的创作状况还算了解，所以当他希望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时，我也就欣然应命了。他是一个在并不太顺遂的环境中始终坚持奋斗、不懈笔耕的“文学青年”。他的社会身份目前还是——农民，由此即不难想象在爬完这本书的一个一个格子时，他所付出的诸般艰辛。

当我们回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国内青年价值取向的流变时，会发现一个阵容最庞大、特征最显明的“青年群落”，这就是成千上万痴迷于文学投身于文学的文学青年大军——他们正是把文学作为自己自我实现的方式，在八十年代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文学几乎成了中国青年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第一选择”。尽管文学（诗）从根性上来说是属于青年、属于青春的事业，然而像中国大陆八十年代所呈现过的，一个民族的年轻儿女有如此众多的人投入到向文学朝觐的行列中（其数量绝对在千万以上），仍是不多见的。无可置疑地（这一点也十分残酷），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终了也未能“出人头地”，实现自己当初的梦想。但我始终认为，他们作为一群奋斗、追求、上进的年轻灵魂，必定会在一个民族向现代化挺进的历程中，作为一个“集体形象”获得应该铭记的一笔，——不能不承认，如此众多的青年趋向文学，对我们这个民族民智的开启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可贵的奋斗精神，在经过冷静缜密的总结后，会作为一种“精神基因”殖入后来的追求者体内。

今天，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进程之中，随着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以工商文化为主导标志及主导秩序的根本性嬗变，社会结构敞开了多向发育的可能，以往那种一门心思或者说“死心眼儿”地扎到文学上的青年，无论就人数上还是就投入程度上来讲，都势所必然地呈现递降趋势。这是一种健康的下降，因为它意味着青年们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可能性，有了更广阔的施展才能的天地，他们再也不必非要挤在文学的“羊肠小道”上了。

当然，痴情于文学的人也不会就此绝灭。如果我们把文学事业理解成一种其要旨在于提高自己生命境界的情操、心胸和精神态度的话（而不是写了多少字、发表了多少篇、出版了多少书），那么，在人的一生中有过这样一个阶段，的确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深信它甚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质量。

不管怎么说，曲直恰好正是前面我所讲到的那支青年大军中的一员，他的文学创作就起步于那时。而且他难能可贵地至今保持着对文学的一腔钟情。几年来，数度迁徙几经变动，个人处境有过许多次身不由己的大小变化，但他始终不改初衷地顽固坚持着对文学的“恋情”。这一点我是深为感佩的。我当然明白，在一项事业上能否取得成就，并不同你坚持的程度、投入的时间乃至付出的艰辛一定成正比。而且所谓“成就”，它是一种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综合支配的“古怪之物”，其中有一些非人力所能企及的神秘经络。我更倾向于看重在从事一项事业（譬如文学）时人所达到的境界，看重人是否从他所投身的事业中获得了“人的提升”，至于目力所见的具体得失，我总以为是等而下之的事情。说真的，文坛上那些耀武扬威的衮衮诸公们又有多少压根儿与文学无关，他们自己与我们旁观者心里其实都是有数的。

话绕得这么远，我的意思是想说，如果说曲直迄今为止的创作还远不能令他自己以及我们满意的话，那其实也是正常的，我希望他不必气馁。如果他下定决心仍然愿意在已经走上的这条道路上走下去，我想他有两项重要的工作必须着手进行，一是要对自己身上的某些优长能达到更深明的体认，二是要不留情地辨析和剔除那些迄今影响他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两方面当然都不是轻易能做到的，倘若曲直能艰苦地完成它们，那么我有信心认定，我们将能够看见他的创作开始一番新局面。我想，这也会是热心帮助他的出版者们的期待。

                               （本文写于199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