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的历史古迹与人文景观

中南大学曾长秋

滔滔湘水之滨，巍巍南岳之尾，要弯卧一隅的岳麓山。据《南岳记》载：“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盛宏之在《荆州记》中也记载：“麓山盖衡山之足，又名灵麓峰，乃南岳七十二峰之数”，岳麓山由此得名。在它的周围，有天马、凤凰、玉屏诸山拱于前，桃花、绿蛾、金牛众岭卫于后，大有“群峰朝拱如骏奔”之势（唐代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岳麓山以其“高明广大，具岳之体”的雄姿，深得世人美誉。它汲水之灵韵，挽峰之峻嵝，钟灵毓秀，鉴古通今，堪称“岳麓之胜，甲于楚湘”。自古至今，无数的墨客骚人、达官显要游幸于此，留下了诸多的历史古迹和人文故事。作为湖湘文化的集散地，可以说，没有山的灵秀，就不成其为风景；没有人文底蕴的襟怀，更无法成其千古远名。岳麓山以其深厚的文化内蕴，挑起了2000余年湖湘文化的主干。

历史古迹——灵动的潇湘风韵

自大禹治水以来，岳麓山历代都有明朗可寻的文化遗迹。

云麓峰左侧峰峦上著名的禹王碑，是其古老文化的象征。这块碑石出自宋代，其上刻有奇特的古篆字，字分9行，共77字，末镌“右帝禹制”4字。禹是传说中奉舜命治水的英雄。相传4000多年前的洪荒时代，天下被淹，大禹为民治水，四处奔波，竟“七年闻乐不听，三过家门不入”，最终制服了洪水，因功被舜选为继承人。传说大禹曾到过南岳，在岣嵝峰立下了这块石碑。东汉赵哗《吴越春秋》就记载了这一传说：“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投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唐代韩愈曾登临岣嵝峰寻访禹碑，虽未亲见，却留下了“蝌蚪拳身薤叶拨，鸾飘风伯怒蛟螭”的诗句。1212年（宋嘉定五年），何致游南岳，在岣嵝峰摹得碑文，过长沙时请人翻刻于岳麓山颠。宋以后，碑被土所掩。明代长沙太守潘镒找到此碑，传拓各地，自此禹碑名闻于世。明杨慎曾撰禹王碑释文：

承帝日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郁塞昏徙。南渎愆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这篇碑文既不同于甲骨钟鼎文，也不同于籀文蝌蚪文，很难辨认，杨慎释文也只是一说，难作定论。并且我国历代碑石中尚无夏禹时代的实物例证，因而此碑很可能是后人假托而成。但韩愈所闻，何致翻刻却是事实，所以即使是唐宋时所刻石碑，也已是千余年前的珍贵古物了。明清两代，吟咏禹王碑的诗词很多，有朱翊銮的《禹迹亭》、崔应科的《禹碑》、石公荫的《登禹王碑憩望》、沈一揆的《禹碑》等，都表达了对大禹治水功绩的敬仰和对碑文难以认释的感叹。如沈一接的诗云：

平成绩奏几千年，石壁遗文尚宛然。

岂是后人偏好事，应知古圣示心传。

龙蛟影动云烟乱，珠露光凝日月悬。

愧我读书无万卷，空来拟议未能诠。

现在全国各地有10余处禹碑，据说都是从岳麓山那块禹碑复刻的，由此可见它的珍贵。

岳麓山的魅力就在于它集风景与文化为一炉。秀丽的清风峡位于岳麓书院向麓山寺去的谷地，这里树木繁茂，绿荫浓郁，溪涧绕流，三面倚峰，景色美中夹秀，令人游之顿入物我两忘之境。同时清风峡内也有着不少古迹，中国古代四大名亭之一爱晚亭、佛寺名刹舍利塔、还有刘道一墓、蒋翊武墓，等等。

爱晚亭在清风峡的小山上，是一别致古亭，蜚声中外。亭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原名红叶亭，又叫爱枫亭。清代诗人袁枚路过长沙游览岳麓山，据唐代诗人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之诗意，改名为“爱晚亭”，较之原名含蓄而别致得多。200多年来，爱晚亭历经沧桑，建国以后，经几次修缮，现焕然一新。此亭由四根红色圆柱支撑，亭外挺立四根花岗岩方柱，攒天尖顶，重檐四披；亭角飞翘，如羽翼舒展，自远处观之似凌空欲飞状；亭檐下窗棂玲珑剔透，正面窗棂上挂着毛泽东主席1952年手书 “爱晚亭”红匾，亭内碑刻他的《沁园春·长沙》诗句。

环亭皆是红枫，春来青翠，酷署幽凉，逢秋则枫叶如丹，层林尽染。每逢深秋时节，峡谷中漫山红叶，似花非花，似火非火，云蒸霞蔚，风景绝佳，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著名的观赏红叶胜地之一。微风吹来，红叶纷飞，与人同欢，别是一番风情。若在傍晚，薄雾如素纱轻抚漫动，令红叶更显得妩媚可人。顺亭而上，赏泉品茗，心境也随之飘然。

然而，爱晚亭动人的还并不仅在于它的柔美，它还是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瓒、陈昌、张昆弟、向警予、蔡畅、杨开慧、罗章龙、李立三、李维汉、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研讨革命真理的地方。那些救国救民、重振中华的福音，就从这里播散到了神州各地。

麓山寺位于山腰，幽静地靠在峡谷之旁，是岳麓山又一重要景点。此寺始建于西晋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法崇禅师创建，曾屡遭焚毁，又屡屡复建。麓山寺由大门、弥勒殿、大雄宝殿、五观堂、钟鼓楼、观间阁等建筑组成。

麓山寺大门为牌楼式，正中之上镌“古麓山寺”四字，门楼两侧镌“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的著名楹联。入大门后可见放生池，随即为第一进殿弥勒殿，佛台上供弥勒佛像。二进殿为大雄宝殿，即正殿，居寺内中心位置，重檐歇顶，殿内佛台供奉释迦牟尼佛三身佛像，庄重到极。观音阁在寺的后部，又叫藏经阁，是清康熙三十九（公元1706年）复建，距今近300年了。观音阁为三开大殿，供奉观音菩萨三尊，前有两株六朝松，其中之一的树龄已有1700多年。阁前廊柱上镌一付对联，是诗圣杜甫所作，联曰：“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而阁匾“观音阁”三字，是唐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

至麓山寺，会情不自禁起庄严心，而寺外景色旖旎，风光无限，均教人流连往返。

过麓山寺而上就是云麓宫，是一个道家场所，清净庄重，不愧号称第二十洞真虚福地。它是道教在岳麓山活动的久远历史的见证，从明宪宗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建起云麓宫之后，这里就成为道教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中心了。

岳麓山中的舍利塔，据传隋代所建，平面为方形，花岗石砌筑，高5米，基础高大，有二层须弥座，四角做成蕉叶形插角，每叶浮雕一个金刚，这种塔形为宝箧印经塔。为湖南唯一的一座。它位于爱晚亭后右方不远处的密林中，隋仁寿五年（公元602年）建。《释氏要览》云：“释迦既卒，弟子阿难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荣坚固，名日舍利子，因造塔以藏之。”这些隋朝所留的佛教文物“舍利子”，在湖南堪称独一无二。

人文景观——亘古的文化脉络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跟柔弱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岳麓山就如同一条亘古的丝线，串起了湖湘文化生生不息的脉络。

早在汉文帝时，贾谊左迁长沙郡任太傅，就有《吊屈原赋》、《鹏鸟赋》等名作传世。至诗的盛期唐代，当骆宾王、杜甫、李白、李商隐等著名诗人往来吟咏古长沙时，长沙本地的俊杰之士也不乏才华，他们撰文作诗，联句竞对，从而引出了一则王磷、李群玉麓山竞对的佳话。王是长沙人，善作诗词，才思敏捷，唐咸通（860－872年）年间，由观察使崔铉推荐，到长安参加“日试万言科”。考试那天，王请到10位书吏，各给笔墨纸张，自己往来口授，10吏笔不停书。首题《黄河赋》3000字，数刻而成，再记《鸟散余花落》诗20首，到中午就已写了7000言。当时掌权的宰相路严见王才华出众，想罗致门下，王谢绝，路严大怒，绝了王的仕途。王便独自返回长沙，寄情于山水之间放怀诗酒。一天，他在岳麓山偶遇另一位湖南名诗人李群玉。李旷逸不乐仕进，专以吟诗自娱，诗笔妍丽，才力迈健，又好争胜斗强，恃才自傲。两人相遇时，李群玉问王：“公何许人？”王回答：“日试万言王。”因为李群玉一向看不起孜孜于功名仕途的人，又认为日试万言只有应酬工作，算不得真才华，便在言语中对王显出轻视的态度，王觉察到后，装作不知，只是提议两人以联句较量才力，李群玉毫不在意，一口应允。不料王占对快捷，佳句泉涌，李群玉几乎无法应付，当王吟出“芍药花开菩萨面，棕榈叶散夜叉头”的绝句时，李群玉不觉倾倒，连叹“好句、好句”，自愧不如。从此，李群玉与王结为好友，麓山竞对的佳话也在湖南广为流传。

宋代，岳麓山还产生了一则湖湘学派创始人之一胡寅怒斥奸臣的故事。他节操凛然，一身骨气，显示出湖湘学人的风度，为岳麓秀山增色不少。

然而，能真正体现岳麓山人文底蕴的，当属有着“千年学府”美誉的岳麓书院。湖湘文化久经千年仍光辉熠熠，与岳麓书院的文化价值息息相关。

岳麓书院位于岳麓山的清风峡下，是我国古代的四大书院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到唐末五代（约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今长沙）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自此，岳麓书院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北宋王禹偁在《潭州岳麓书院记》中赞誉道：“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把岳麓书院比之孔孟之乡的“洙泗”、“邹鲁”，潭州从此有了“潇湘洙泗”的美名。至北宋大中祥苻（1008—1017）年间，岳麓书院进入鼎盛时期。1012年潭州湘阴人周式任山长，“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岳麓书院在他主持下，办学规模扩展，学额提高到数百人。1015年，宋真宗召见周式，对其兴学颇为嘉许，亲题“岳麓书院”匾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至今书院内所存明代“岳麓书院” 匾额便是当年宋真宗手迹。

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从调任潭州的太守，常到岳麓书院讲学，与张轼会讲于坛上，开创了师长学术文化教育的典范。当时书院规制一新，学生达1000人，更有“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的盛况，堪称岳麓书院的全盛时期。宋以降，岳麓书院经邦济世之学、倡行伦理践履的学风一直延续下去，虽几经兵灾，屡经修复，到清康熙年间，书院复兴。康熙以“学达性天”四字赐给书院。乾隆年间重振旧观，奠定了现在书院的规模，乾隆亦赐书“道南正脉”匾额。到了近代，1916年，毛泽东曾寄居于此，以后又数次寓居，主编过《湘江评论》和《新湖南》，进行革命宣传。

1000多年来，岳麓书院集中了海内众多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包括学术大师朱熹、张轼、王阳明、王文清、王先谦。从学堂里走出来的学生更令人叹为观止，光是清代，就有哲学大师王夫之、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和沈荩，以及教育家杨昌济等。正如余秋雨教授所言：“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书院碑廊内还陈列着唐代以来的文献碑刻，很有观赏价值。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其中唐开元十八年（730年）文学家、书法家李邕撰文书写的“麓山寺碑”最为著名。麓山寺碑高近3米，宽1米多，由唐代著名书法家黄仙鹤刻石。碑额篆书“麓山寺碑”4个大宇，碑文共1400余字，骈散文体兼用，叙述了麓山寺自晋泰始（265-274年）建立至唐开元（713－741年）立碑时500年间的兴废修葺、历代禅师宣扬佛法的经过，以及岳麓山的佳丽风光。李邕撰写的碑文为行楷书，词句华丽，字体秀劲，集汉魏碑铭之长。在李邕一生书写过的众多碑铭中，以麓山寺碑最为精美，碑的背面还有米芾等宋元名家的题名，因而历代书家都将它视作珍品。由于此碑的文采、书法、刻工精湛独到，人们又称它“三绝碑”，在我国古代碑刻艺术中声誉很高。碑字用行书，笔力雄健浑厚，是此碑新创。自古至今，许多著名文人游览岳麓山时都特意来观摩此碑，明代的李东阳等都留下了吟咏它的诗篇，可见其对后人影响之大。

书院内亦有濂溪祠，供祀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书院内还有：四箴亭供祀程朱理学的奠基人程灏、程颐兄弟，崇道祠供祀朱熹、张轼，船山祠专祀王夫之，让后学之人在这里依然能感受到当年那些知名学者的气度与学识。

书院的教育功能使湖湘文化获取了绵延相续生生不息的发展后劲，为湖湘文比的崛起与兴盛提供了广阔而深厚的基础，各地书院的藏书和刻书实为湖湘文化得以传承的条件。没有南宋以来岳麓书院的兴盛及其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图书刊刻、知识传播、理念灌输等各项文化工作的开展，就难有湖湘文化的历经千年，弦歌不绝。可以说，是书院文化培植了湖湘文化。

山水灵杰处自然少不了诗人的足迹。自唐以来，许多著名诗人，学者以及社会名流，都有称颂岳麓山的诗文，或让自己的足迹徜徉于山水之间。伟大诗人杜甫漂泊潭州时，写了《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等诗作，以“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塔级宫墙壮丽敌，香厨松道清凉俱”等诗句赞颂山中殿宇的宏伟和环境的清幽。李邕的《麓山寺碑》中也曾如此评述道“幽谷左豁，崇山右峙，瞰郭万家，带江千里，玉水布飞，石林云起。”宋代书法家米芾专程来此观摩《北海碑》，碑侧尚留有他的题记。

如果说书院文化与诗文是高雅的正统文化的象征，那么当人们流连于山水之间，随处可感的那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神话故事应算是浓重的湘土风情孕育出的文化精灵。它们使游人琢磨玩味，流连忘返。白鹤泉，笑啼崖，归来钟，飞来石，蟒蛇洞……古老的潇湘文化与人们精神中反抗强暴、坚韧不挠、淳朴和善的性情完美地融合，给山林丘壑、岩石幽隙凭添了几许浪漫色彩，让人回味无穷。

然而，浪漫之处岳麓山仍不乏庄严。山上那许多革命先驱的墓葬，让每一位膜拜者都难以派遣内心深处对那些曾经为家国大事不惜奋斗终身的烈士们的思索与哀怜。这些茔墓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肃穆凝重。黄兴、蔡锷、陈天华、刘道一、禹之谟、覃理鸣、蒋翊武、刘昆涛、焦达峰、陈作新、林修梅、黄爱、庞人铨……烈士们的舍生取义、忘我救国的爱国精神与山水共在，警醒后人，永世留芳。

岳麓山虽没有五岳气势磅礴名扬万里，却以其历史悠久、林壑幽美、古迹繁多、文化丰厚而享誉中外。它连峦叠峰数十公里，山中石骨巷秀，树木葱郁，如一翡翠玉屏，横丛在湘江两岸。“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清黄道让）。“碧嶂屏开，秀如琢玉”的岳麓山——是湘楚文明的依傍，是圣贤先哲的独衷，是未来潇湘文化发展的根基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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