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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湖畔有我师

(2024-05-04 11:04:38)

西子湖畔有我师: 2010-04-17

 

国破家亡欲何之?

西子湖畔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

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

拟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

怒涛岂必属鸱夷”

 

汉章按: 这是明末清初抗清志士张煌言在柔弱的西子湖畔写成的《入武林》诗。我虽然对满清,一个留着世界上最丑陋发型的落后民族没有任何的好感,但对清诗的成就却情有独钟:“全家都在风霜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如此星辰非昨夜, 为谁风露泣中宵?” “赤米白盐犹自足,青山绿野故无求”,“英雄忠孝存天壤,山水苍凉失霸图”,“宋家犹有西湖在,且自骑驴遣暮年”,真是绝妙好辞。顺便说一句, 煌言在东南抗清之际,写有《建夷宫词》,中有首云:“上寿称为和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成为了清初“太后下嫁”几乎唯一的正面直接证据。这是题外的话。 

 

   鲁迅先生在中国最黑暗的时候说过一句动人感情的话,因为他的话基本上如果动人的话,也是理性的动人,尸位素餐的人是不高兴和不能理解的。这就是他在杂文《中国人失掉信心了吗》中提到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遍观今日之世界,黑暗盘于中国。 可是我们却看到了三峡大坝, 看到了动车组, 看到了马上就要看到的中国客机。这是那些伟大的中国人的贡献,虽然可怜的是,既有我们这个奇特制度的因素,成就这些东西的也是不多的一群人。在春秋战国钩心斗角,烽火连天的日子里,典型如吴起先生为了能得到将印以立功名,竟然干掉自己的妻子,我们却也看到了孔丘先生为了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处奔忙,甚至创立学问以教后人的不屈不挠。姑且不论儒家学术的是是非非,但这种精神确是我们民族不死的灵魂。 宋徽宗,这个在当皇帝以前就被人称为“赵佶轻佻”的昏君(生有子女六十五个,皇帝里边也第一),在王朝末年,使朝廷君臣醉生梦死,以至于弄到国破家亡。但岳鹏举却以一身之躯,抵万骑胡尘乃至于演绎出风波亭的慷慨悲壮,以至于让人不由想到“秋风五丈原”而凄怆落泪。“三十功名尘与土”,读来感慨万千,尘世间有几许如此的朗月清风?朱明王朝也许是世界上最黑暗的王朝,可是我们却出了李时珍先生这样悲天悯人, 含有伟大情怀的中国人。我自己虽然对“本草纲目”的科学价值不以为然,但那是今天的观点,李时珍先生在当时确是认真的。二十七年不是一个少的时间,在没有任何政府或民间的点滴支持下,全凭着满腔信念,杏林英雄难觅,我们不能苛求古人。真正可悲的是今日的中医:在科学昌明的今日,抱守残缺,不思进取,在祖传秘方,胡言乱语中混日子。明末可以说是山河破败,百孔千疮了,一介书生袁崇焕却毅然经略辽东,使鞑掳不能向前半步。他的豪言壮语“五年可平辽东”虽然有人视为他悲剧下场的理由,但非真大丈夫岂能如此?我在光明网上看到一人名斯文汉,视无忌弹的写出胡言乱语,咒骂毛主席,忍不住写下评论: 九重不欲降文星,华夏无人再雕龙。案前三尺文房去,房空一隅电脑笼。本无名川藏书意,是留鼠蚊纳丑心。斯文宵小随风去,陈赫裸纤再著文。 
  这些家伙们不知道的是在中华民族黑暗的年代里,是毛主席房间的灯光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我自己虽然对中华民族的不争气有千般谴恨, 但对我们民族的英雄是深怀敬意的。也相信我们年轻的一代将会体会到我们民族的历史是由这些伟大的人物所创造的。科学与民主给了他们力量,鼠辈将不再横行于中国。道路是曲折的,前途则是光明的。  

 

劳教所里没有什么新闻
马想斌 刊发时间:2010-04-15 09:36:38 (光明网)


河北唐山荷花坑劳教所一名叫董雄波的学员,因患病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而且被要求从事体力劳动,导致健康极度受损,于4月9日在保外就医时死亡,年仅37岁。身高1.80米的董雄波死时体重仅35公斤。全身皮包骨头,就像一具骷髅一样。(4月14日《潇湘晨报》) 这真像一场噩梦,一切可怕的颠倒了。在劳教所里,本不该有“睡觉死”、不该有“冲凉死”,不该有“骷髅死”,不该有买卖奴隶。劳教所应当是对疑犯进行劳动、教育和培养的地方,然而这里已经成为人间地狱。

  引自前苏联的劳动教养,自从注入“中国特色”的那一刻起,劳教所的故事就被人们一次又一次的讲述。最高期限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和强迫劳动,带来的惨状,是任何心智健全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年仅37岁,身高1.80米,死时体重仅35公斤。

  原本患结核病并非是一种非死不可的绝症,董雄波在承受数日的强体力劳动,在身体发高烧了也得不到休息,向家人索要药物“自疗”。原本这些因素可以构成一个重磅新闻,但在开封劳教所冲凉而死的事情面前,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教所管教人员除经常虐待学员外,还可以从学员富余的外地劳教所“购买”学员,强迫学员进行超负荷的劳动,生产产品供劳教所牟利。原本这些也可以成为新闻,但在高墙之内无人权无人性的面前,这些似乎成了一种普遍,并无惊奇之处。

  时至今日,从新闻既新的事情发生的角度来说,在劳教所里犹如看守所一般,已经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有的只是层出不穷但又如出一辙的死法。记者只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心灵的不安:对这种惨绝人寰的行径的恐惧与憎恨,对一切虐待人性、人权以及人的尊严的行为,我们都深恶痛绝。如果不写,对不起良心。

  在我们未曾泯灭的良心里,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是受到保护的;劳教人员的人格尊严是不受侮辱的;劳教人员的人身是不受体罚和虐待的。在我们未曾遗忘的常识中,一切公权的运作都必须见诸在公众监督的阳光之下,执法机关是公平正义的希望。然而,看守所和劳教所里各种诡秘的死法,正在蚕食着我们所剩无几的信念。

  或许在舆论发达、权力与权利博弈渐趋普及的今日,我们没能忘记自身的权利。可当我们连自己的权利都无暇维护的时候,或许劳教所里的惨状只有哀叹。但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劳教所里的疑犯也是人,纵然他们是坏人,也有人权,也应该享受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公共资源,不仅仅包括必须医疗保障和合理的作息时间,还有生存的权力和生活的尊严。

  现在,尽管高墙之外舆论阵阵,但劳教所里依旧很安静,人们看到的只是董雄波像骷髅一般死去,却看不到因他遭遇的种种冷暴力而有人出来担责。人们只是听闻开封劳教所里可以“购买”学员,强迫学院进行超负荷的劳动,但始终不知道“购买”学员为何能够顺利进行。人们期待彼此的关注能够逾越那道阴森的高墙,但骷髅死面前,阳光能照进去几许呢?二战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给全人类的记忆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于是,阿尔多诺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劳教所不应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但如今劳教所里的新闻要比奥斯维辛的诗歌,来的更是残忍。

  在劳教所里,没有新鲜东西可供报道。能够提供给大众看的仅剩这幅对联: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所所索命,蹊跷死因,日新月异,试问何处寻公理;洗脸死,冲凉死,骷髅死,件件稀奇,雷霆刑罚,惨不忍睹,百姓无门伸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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