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看王静安先生遗书。

对王国维，曾写过《336、王国维纪念碑和新林院8号》、《518、清华王国维故居》、《771、织染局胡同王国维故居的位置》、《1241、观鱼藻轩王国维投湖处图》、《3382、王国维投昆明湖处鱼藻轩》，纳兰容若《9、评价者王国维和曹寅》，可参见。

2018年2月5日北京晚报《再读王国维》（姜宝君）摘录：

1927年6月1日，王国维来到清华学校工字厅，参加国学研究所第二期三十六名研究生毕业典礼。6月2日一早，王国维来到国学研究所。处理完事务后，王国维向研究所办公室工作人员借了五元钱。王国维走出校园，随后叫了一辆车，来到颐和园。随后的事情，就是大众所熟知的结局—王国维从昆明湖鱼藻轩纵身跳入湖中，自尽身亡。王国维的纵身一跃，给后人留下了诸多话题。

清华西院王国维故居

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网站资料：

2017年时逢静安先生诞辰140周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联合国学研究院、档案馆、校史馆、图书馆等单位，特主办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以志纪念。“独上高楼”，取自静安先生“三重境界说”之第一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不仅可喻其令后人仰之弥高的学问与成就之大，亦可喻其孤傲的个性和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静安先生是近现代史上举世公认的学术大师，1925-1927 年曾担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导师。他早年追求新学，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上古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敦煌学和边疆学等，在诸多学术领域皆有开创之贡献。终其短暂一生，著作六十余种，曾自编定《静安文集》《观堂集林》刊行于世，逝世后另有《遗书》《全集》《书信集》等出版。

王静安先生遗书

香港翰墨轩提供

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

2018年2月5日北京晚报《再读王国维》（姜宝君）摘录：

1927年6月1日，王国维来到清华学校工字厅，参加国学研究所第二期三十六名研究生毕业典礼。6月2日一早，王国维来到国学研究所。处理完事务后，王国维向研究所办公室工作人员借了五元钱。王国维走出校园，随后叫了一辆车，来到颐和园。随后的事情，就是大众所熟知的结局—王国维从昆明湖鱼藻轩纵身跳入湖中，自尽身亡。王国维的纵身一跃，给后人留下了诸多话题。

王国维为何而死？这个原因不仅在当时，在他去世多年后，仍然众说纷纭。杜鹏飞指出，学界先后主要有三种说法：“殉清说”“逼债说”和“恐惧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殉清”说。在当时，不仅罗振玉等“遗老”们，包括王国维清华的同事们也都倾向于“殉清”一说，陈寅恪在1927年写的挽联中有“累臣”一词，似乎也暗示着王国维清朝“遗老”的身份。杜鹏飞认为，说王国维是“遗老”有合理的成分。1923年，溥仪的小朝廷授予王国维“南书房行走”，并“食五品俸”，随后王国维被“赐紫禁城骑马”。而且在王国维自沉后，罗振玉连夜以王国维的口吻向溥仪拟写了一份奏折，并让四子罗福葆模仿王国维笔迹誊抄后呈递给寓居在天津张园的溥仪。“在罗振玉看来，这是在为王国维争取一些‘名分’，比如溥仪后来赐给王国维‘忠悫’的谥号等，但这个行为对当时的人来说，也‘坐实’了王国维的遗老身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王国维是‘遗老’，就认为他的死是‘殉清’，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性—王国维即便是遗老，他也与罗振玉、郑孝胥等这些遗老们在政治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逼债说”的大致内容是指王国维和罗振玉因为做书画生意亏了钱，罗振玉逼着王国维还钱。杜鹏飞解释道，“这种说法主要是因为当年罗振玉拥护溥仪，在政治上被人诟病，后世一直就有‘抑罗’倾向，因而杜撰各种说法，随着近年来罗王两人书信的公开，‘逼债说’根本立不住脚。”“恐惧说”也有一定的背景。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一时京城文化界人心惶惶。当时，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晚清学人叶德辉也在湖南被处死，因此，持“恐惧说”的人认为，一直留着“辫子”的王国维担心遭遇叶德辉类似的结局而自杀。杜鹏飞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王国维连死都不怕，还怕这种乱局吗？”在杜鹏飞看来，以上三种说法，都有“俗化”王国维之死的成分。

1929年，王国维之死的真正意义体现出来，他是为了知识分子的“名节”—面对乱局以死来保全自己独立的人格。正是在这一年，清华大学为王国维立纪念碑，陈寅恪应邀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这是陈寅恪对王国维死因的再一次说明：“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这与两年前的“殉清”说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评价，因为，这两年的时局变化，让陈寅恪深深理解了王国维的选择：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国民党利用政治干预学术的情况愈演愈烈，吴宓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又与寅恪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面对世事变化，陈寅恪终于读懂了王国维遗书中“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含义。

                          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

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