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览，看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元祐党籍碑》石刻的拓片。

除了记载一段历史以外，看资料介绍，这个碑来历曲折：北宋全国立碑后，崇宁五年(1106年)，宋徽宗又下令全部毁碑。100多年后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在融水重立。

广西地方志办公室网站《融水蔡京书《元祐党籍碑》简介》摘录：

《元祐党籍碑》是北宋末年封建皇朝内部党争激化的产物，是我国封建社会时代曾发生 过一次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实物证据。这一著名碑刻是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由当时宰相、著名书法家蔡京所书写，并由赵佶皇帝“诏令”全国郡、县以上照样立碑刊刻的。所以，当时《元祐党籍碑》遍布全国，出现“京所书刊石满天下”的情况 (语出朱彝亭《曝书亭集》)。时隔不久，于崇宁五年(1106年)宋徽宗又下令全部毁碑(见《宋史》375页)，表面理由是因有“星变”，实际上是徽宗感悟到“党籍碑”牵涉面广，而且籍中三百零九名官僚里面正有二百二十三名尚活着，进行抗争，这自然有碍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后果堪虑，才下令毁碑的。蔡京也第一次被罢相，其所书《元祐党籍碑》在全国上下也就暂时不存在了。

融水幸存这块蔡京书的《元祐党籍碑》，是在北宋毁碑后的一百零五年，即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由籍中“余官”栏第63人沈千的曾孙、知融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沈暐所重刻。沈暐是浙江湖州人，出身名门，任融州最高行政长官时，出于表示自己是“忠良”、“名节”后裔的目的，毕恭毕敬地拿出家藏一百余年的原碑拓片，重刻了《元祐党籍碑》，安放在宋太宗赵光义“敕封”为“真仙岩”的融水老君洞内，从而再现了蔡京书的《元祐党籍碑》的本来面目。“融碑”通高154公分、宽82公分，从上到下共分三层。上层为题头及蔡京序，题头字 真书，径三寸，序字径六分为真书；中层为蔡京书的被贬文武官僚三百零九人的名单，字径五分，亦为真书，名单为首者是司马光，其下是许多历史上著名人物，如文彦博、吕公著、曾布、苏辙、苏轼、秦观、范祖禹、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程颐等等；下层是沈暐跋，字 径约五分，字体稍扁。“融碑”如果除开沈跋，碑体更小，这样才有利于颁发至全国郡县 翻刻。此碑原竖立于老君洞“三清殿”后，它背靠石崖、面向高墙，看碑者需燃火炬步入窄 巷才能看到。由于所处环境如同密室，故少受风化虽经七百数十年岁月，又被历代无数拓碑 者捶拍，但其笔划仍清晰无瑕。浩劫中“融碑”亦遭厄运，被用来垫沟，直到一九七二年，据说郭老(沫若)干预，区博物馆随即派员至融水，在“县革委门前掘出，巳断裂为二，存放于融水县文化馆内，经接拢后仍不失其本来面目。”

蔡京是位著名的奸相，与童贯、朱勔、王敝、李彦、梁师成等六人窃弄权柄、搜刮天下、 打击异己、祸国殃民，被时人称为“六贼”，蔡京被指为“六贼之首”。蔡京字元长，是福 建仙游县人(1047年生、1126年卒)，熙宁进士，一生奸佞，其所作所为不齿于人，但他毕竟 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故对全国仅存的两处“党籍”石刻，还应从书法角度进行对比研究。人们普遍认为“融碑”布局得体，结构紧密，字体端庄秀丽、笔法劲利有力，一看可知是出自大手笔的作品。区别碑的真伪、优劣更为重要的标志是碑的出处问题。 “融碑”沈跋有句云： “敬以家藏碑本，刻诸玉融之真仙岩”。语意坚定、本末分明，对此碑的出处作了毫不含糊的交待。而且，“融碑”左下角缺“内臣”最后一名王化臣的名字，该处碑面平滑，留空不刻字，显然是沈暐家藏原拓片有缺损所造成的。笔者认为一张保存百余年的拓片出现某些缺损 是可以理解的，看来沈暐对历史文物比较“懂行”，他不随意加上王化臣的名字，从而保持 了家藏拓片的本来面目，也使原碑的字体不受到混淆，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从碑体的大小、从字迹的优劣、从碑的出处三个方面来反复思考，融水这块浩劫 幸存的《元祐党籍碑》的确是当年蔡京书的原碑复制品，是毫无疑义的了。明人倪元璐有篇著名散文《题元祐党籍碑》开头就说：“此碑自靖国五年毁碎，遂稀传本，今获见之，犹钦宝録矣”，查“钦宝镓”即为“国宝”，愿不久的将来，“融碑” 能够取得并理应取得国宝一级的地位。（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1985年第6期） 

《元祐党籍碑》石刻拓片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

原碑在广西融水

王安石变法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