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值年旗衙门位于东城区雨儿胡同25-33号。

到雨儿胡同，没有看见网上展示的文物保护标志牌，在27号附近看见了整治开墙打洞的痕迹。

雨儿胡同位于地安门外大街东侧，呈东西走向。东起南锣鼓巷，西止东不压桥胡同。全长343米，宽5米，沥青路面。雨儿胡同，明代属昭回靖恭坊，称雨笼胡同。清代属镶黄旗，称雨儿胡同。民国后沿称。“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辉煌街三条，后恢复原名。

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网站资料：

《日下旧闻考》记载：“值年旗衙门在地安门外雨儿胡同，南向。前后四层，共房四十楹。雍正六年始设，名当月旗，八旗轮流当月。乾隆十六年奉旨改今名，每岁终，兵部奏派王大臣等各司其事。”雍正元年（1723），雍正皇帝认为八旗各自的事务没有整齐划一，也没有令人满意的协调机构，就下令让各八旗都统或副都统按月轮流值班：“嗣后八旗着各当值一月，每月将应当值之旗下大臣等职名开列具奏。俟朕派一人总承八旗公办事件及传集立稿等事。若于齐集之时有不到者，于会议折内不必列其职名。”这标志着“值月旗”的正式设立。由此史料可见，雍正帝建立“值月旗”的目的是使八旗制度有一个整齐划一的统领机构，可以用来办理八旗通行的事务和记录档案、召集旗务会议等不属各旗分别办理的事宜。因此，“值月旗”最初的功能是统领八旗旗务，起到上下传达、组织会议、协调各旗关系、稽查等等。雍正六年（1728），为了存放档案和办公的方便，就在雨儿胡同设立了“值月旗公署”。“值月旗”的工作人员，有当月的都统，还有从各旗抽调来的一年一换的值月官、领催、马甲、当月章京、骁骑校等等具体的办事人员。“值月旗””的经费则来自于各当值旗分的满洲旗的公费银，一般都是每月二十六两银子。可是到后来，负责值月旗的都统们就开始偷懒了，总是把这个月该办的事堆积到月底，好移交给下个月来接班的别的旗的都统们，下个月来的都统也会如法炮制，屡屡拖延，这样渐渐堆积了很多该完成却未完成的公事，生出了弊病。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都看到了这种情况，一再督促之下，情况仍然没有太大的好转，于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下令将“值月旗”改成“值年旗”，谕令：“近来八旗都统办事迟延，虽有值月大臣，率皆意存推诿，苟且了事，并不实力经理，殊属无益。嗣后八旗大臣等停止值月，着将都统、副都统等职名由部开列进呈，候朕简派数人，一年轮流一次并带能事之章京承办事件，年终缮折奏闻。”还明确说明“一年一次轮流值年，不必论旗……将一年内所完事几何、未完事几何，逐款缮折奏闻…… 将此永着为例。”自此，“值年旗”确定，不再论旗分值，而从八旗所有都统副都统中由皇帝指定拣派人选，仍然承办八旗汇总事务，年终要向上详细奏闻，延长当值期限以除值月旗“推诿成习”的陋习。同时，“值年旗衙门”的办事人员数量也有所增加，据初步估计，其人数至少为“值月旗公署”办事人员的两倍以上。“值年旗”的功能也有所扩大，比如选派旗官、负责召集八旗各级会议、岁末汇奏以及各种琐碎的旗务，等等。这样的“值年旗”办法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甚至到民国年间，我们还可以在档案中发现任命值年大臣的历史资料，如最后一次在民国十六年（1927）十二月三十一日，北洋政府任命镶黄旗满洲都统那彦图、正黄旗汉军都统张广建、正白旗蒙古都统恩泽、正红旗满洲都统衡永、镶白旗满洲都统乌拉喜春、镶红旗汉军都统费毓楷、正蓝旗汉军都统载搏、镶蓝旗蒙古都统端绪管理“值年旗”事务，说明“值年旗”在民国十七年（1928）之前仍然存在，只是民国后的“值年旗”巳经十分衰败。费莫瑞丰为民国四年（1915）由“大总统”任命的镶白旗满洲都统兼副都统，纵观瑞丰尽心所辑录的《镶白旗满洲公牍》，值年旗为八旗兵丁向大总统恳求减免税银、减轻兵丁生活负担的要求分外多见，显露了此时的值年旗正在扮演着为八旗制度下的旗人谋生路的角色。在金启琮先生所著《北京城区的满族》中，也描述了民国年间饥饿困苦前去请愿的旗人队伍，先到值年旗衙门前聚集求援的场景。

雨儿胡同25号

雨儿胡同27号

雨儿胡同29号

雨儿胡同31号

雨儿胡同31号对面影壁

雨儿胡同33号

雨儿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