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看于敏中书“尊德尚齿”。

于敏中（1714-1780年），字叔子，重常，江苏金坛人。乾隆二年状元，时年23岁。

于敏中为乾隆朝重臣，身后被追究，撤出贤良祠。

于敏中书“尊德尚齿”

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

于敏中，字叔子，江苏金坛人。乾隆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以文翰受高宗知，直懋勤殿，敕书华严、楞严两经。累迁侍讲，典山西乡试，督山东、浙江学政。十五年，直上书房。累迁内阁学士。十八年，复督山东学政。擢兵部侍郎。二十一年，丁本生父忧，归宗持服。逾年，起署刑部侍郎。二十三年，嗣父枋殁，回籍治丧。未几，丁本生母忧，未以上闻。御史朱嵇疏劾敏中“两次亲丧，蒙混为一，恝然赴官”。并言：“部臣与疆臣异，不宜夺情任事。”诏原之。二十五年，命为军机大臣。敏中敏捷过人，承旨得上意。三十年，擢户部尚书。子齐贤，乡试未中试。诏以敏中久直内廷，仅一子年已及壮，加恩依尚书品级予荫生。又以敏中正室前卒，特封其妾张为淑人。三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如故。时下诏征遗书，安徽学政朱筠请开局搜辑永乐大典中古书。大学士刘统勋谓非政要，欲寝其议。敏中善筠奏，与统勋力争，于是命敏中为正总裁，主其事。敏中为军机大臣久，颇接外吏，通声气。三十九年，内监高云从漏泄朱批道府记载，下廷臣鞫治。云从言敏中尝向询问记载，及云从买地涉讼，尝乞敏中嘱托府尹蒋赐棨。上面诘，敏中引罪，诏切责之曰：“内廷诸臣与内监交涉，一言及私，即当据实奏闻。朕方嘉其持正，重治若辈之罪，岂肯转咎奏参者？于敏中侍朕左右有年，岂尚不知朕而为此隐忍耶？于敏中日蒙召对，朕何所不言？何至转向内监探询消息？自川省用兵以来，敏中承旨有劳。大功告竣，朕欲如张廷玉例，领以世职。今事垂成，敏中乃有此事，是其福泽有限，不能受朕深恩，宁不痛自愧悔？免其治罪，严加议处。”部议革职，诏从宽留任。四十一年，金川平，诏嘉其劳勚，过失可原，仍列功臣，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袭罔替。四十四年，病喘，遣医视，赐人参。卒优诏赐恤祭葬如例祀贤良祠谥文襄。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于敏中病喘卧床，乾隆帝随遣御医视治。病重期间，谕内务大臣和珅伴帝驾亲临探视，赠送人参二支，赐其七律一首。同年十二月初八(1780年1月14日)，于敏中因病逝世(《清史稿》怀疑于敏中是饮鸩自尽)，享年66岁，乾隆帝下诏优赐恤，入祀贤良祠，谥文襄，归葬金坛涑渎周庄村。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月，于敏中的孙子于德裕到官府控告其堂叔于时和侵吞其祖父在京资产，于本年三月转移回金坛。乾隆帝十分重视，命大学士阿桂、应廉查办。由于于时和已先行回原籍，传谕江苏巡抚吴坛立即亲赴金坛，查明于时和所占于敏中原籍家产。查办的结果令人震惊，素有廉直之名的于敏中，其京中及原籍家产竟值银二百万两。乾隆帝十分恼怒，认为于敏中巨额遗产“非得之以正者”。但仍然欲保全他的名节，谕示办案大臣不必去追究于敏中生前之罪。此案经吴坛审明，于时和吞占家产属实，将于时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其带往原籍的于敏中遗赀，酌情给于德裕三万余两，其余全部充公留给金坛地方作开河费用。紧接着，苏松粮道章攀桂私下为于敏中营造花园的事情被发觉。乾隆帝认为，于敏中受地方官员的逢迎，是情理中事，既然他已经去世，就不必追究了，仅仅将章攀桂革职处理。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及甘肃通省官员在捐监折收之中捏灾冒赈的贪污大案败露。经过一年多的调查核实，共计处死正法者56犯，免死发遣者46犯，冒赈贪污银款达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三百五十余两，涉嫌此案的甘省贪官无一漏网。王亶望贪污案处理之后，乾隆便立刻觉察出，酿成这起空前巨案的元凶还不是王禀望，而是故去的于敏中。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月，当杀掉了最后一批甘省贪官后，乾隆帝颁布了一道洋洋千言的谕旨，说当年甘肃奏请恢复捐监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言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乾隆帝也承认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失误。谕旨接下来说，其时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持有于敏中为之庇护，以至放手大贪其污。最后，谕旨笔锋一转，说于敏中宣年力久，且已身故，朕不忍追治其罪!

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二月初八，乾隆帝在把玩古董时，为了一件明朝嘉靖年间的古瓷触动了情思。他由嘉靖皇帝的昏庸想到权奸严嵩的专擅，又由严嵩而想起了于敏中。为此，乾隆再次颁发谕旨，指责于敏中借着皇帝恩眷，招权纳贿，并联系甘省贪污大案，推断于敏中拥有厚赀，亦必系王禀望等贿求赂谢。因此，将于敏中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