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瞬间(1664):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菊儿胡同新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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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儿胡同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吴良镛改造模式历史 |
分类: 北京瞬间近当代 |
2016年9月,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联合公布的“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公布。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98个项目入选。
中新网北京2016年9月29日电(记者应妮)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的经典作品“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项目入选首批名录,该项目曾在1992年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但如今,“新四合院”底层临着巷子的墙被打破,底层居所被私自拆改成了酒吧、餐厅等现状,他坦言对此不满意。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用风趣的比喻来形容所有建筑师面对此类情况的心情,“就像自己悉心养了个女儿,出嫁之后担心会遇到什么样的婆家,等过两天去看,发现女儿蓬头垢面”,他表示,希望业主和使用者都能有“娘家人”的爱护心态。
菊儿胡同的改造模式后来并未推开。
我认为在旧城四合院保护区至少不能建三层楼,改造后菊儿胡同的历史风貌已经无存。当然这个项目有很多优点,但有的好评说胡同口“看不出有楼”,感觉像是掩耳盗铃。
新华网引2011年11月22日北京日报《北京菊儿胡同:以旧城改造试点身份引起世界重视》摘录:
从菊儿小区一期入住,到1994年二期完工,颁给菊儿胡同新四合院的各种表彰、奖项就纷至沓来。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亚洲建筑师协会优秀建筑金奖、世界城市建设荣誉工程、联合国人居奖……时至今日,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也是我国获得国内外大奖最多的建筑作品。对新四合院的住户来说,那段日子被喜悦和赞誉充满了。马玉琴说,40多家住户搬进了新房,很长时间里,每家每户都是宾客盈门,每天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这些人中,有菊儿胡同的老街坊,有各级政府组织的观摩团。到后来,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参观者都来了。菊儿小区简直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然而,在交口称赞的背后,还有一番不被外界所知的争论。
后来在北京市房改办工作的何红雨,曾多次带国内外的专家、政府官员参观菊儿小区。一次,来自新加坡的建筑师参观后却说“看不懂新四合院”。他随后提出的问题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从菊儿胡同的地理位置上说,住宅的标准应该比新四合院更高;从解决居住者的现实困难来说,新四合院的标准又太高了。”这其实是建筑规划领域“老生常谈”的一道难题,归结起来就是“当前与长远”的矛盾,从来就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即便是当年“喜出望外”的老住户,在20多年过去、有太多更高标准的住宅出现后,他们也会对新四合院的某些设计产生不满。比如户型面积小,一居40平方米、二居64平方米、三居73平方米,比如客厅面积小,仅相当于一个饭厅……其实,如果公平地把新四合院中的几种户型和同时代的住宅户型比较,就会发现,那些现在被住户们抱怨的问题,新四合院的设计反倒是“超前”的。左川说,设计标准提高对建筑师来说很容易,但危改对象的经济能力却不一定能承担得起了。在营造新四合院之初,吴良镛确定了几个原则,第一,采用普通材料,造价不能贵;第二,面积不能太大,让中等收入的家庭也能买得起,住得起。在三层楼高的新四合院中安排下46个住户,已经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把这种建筑的容积率利用到了极致。“当时南锣鼓巷一带已被列入旧城四合院保护区的范围,旧城改造限高9米,盖高了会对鼓楼的中轴线有破坏,但菊儿胡同改造恰到好处,胡同口看不出有楼,尺度感好,形成了视觉走廊。”左川说。再提高容积率,只能加高房子,合院式的结构就不可能实现了,又回到了行列式的住宅楼。旧城居住区风貌保护就无从谈起了。
对菊儿小区设计标准的争辩,其实争论的是“这块区域该建什么房子”,“这块区域的房子该让什么人住”,经济效益才是其背后的真正动因。何红雨说,当时参观完菊儿小区,很多人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新四合院好是好,但是学不起。”这个“学不起”,指的就是新四合院的“投入产出比”太低了。左川回忆,当时负责菊儿小区开发经营的是一家叫“东城区住宅开发公司”的企业,说是企业,其实属于东城区房管局,近乎政府办事机构。即便是这样的企业,后来对新四合院的兴趣也不高。公司负责人曾汇报,菊儿小区一期“略有盈余”,二期则“亏了”。也就是在菊儿小区二期工程前后,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开发开始在中国兴起,城市中的危旧房改造往往也是结合房地产开发进行。经济利益驱动着各方的积极性。因为“不挣钱”,菊儿胡同新四合院模式在好评如潮的同时,却成了一个“孤本”。菊儿胡同改造的三期、四期工程,原本已经完成了方案设计,但三期工程在拆迁阶段就陷入停滞,最终不了了之。
这个结果让人惋惜却无奈。吴良镛在其著作《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一书中表示:从国内到国际,菊儿胡同项目获得了众多奖项,这表明了它所具有的创造性、开拓性和真实的价值。但作为“试验”,因为它在一些人眼里不够好,比如容积率不够高,经济效益也不够好,所以没能说服有关方面采用“试验”成果……
发几张2017年4月菊儿胡同照片。
菊儿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