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理学名臣、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故居位于西城区板章胡同9号，即安溪会馆。

板章胡同7、11号之间有没有门牌号的房子，应该是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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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地（1842-1718年）字晋卿，一字厚庵，号榕村，清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初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十二年回乡省亲，值三藩乱起，携眷匿荒野，拒绝耿精忠等反清之请，后又上蜡丸密疏，陈破敌之策，以忠超授侍讲学士。因协助清兵破刘国轩部，迁翰林学士。历任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工部侍郎、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也曾典会试，督顺天学政。任内曾举荐施琅平台湾，为陈鹏年辨诬，赞复张伯行官职，救方苞，且治河有功。五十七年卒于任所。著述宏丰，有《榕村语录》、《四书解义》、《读论语札记》、《孟子札记》、《大学古本说》、《中庸章段》、《中庸四记》、《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大旨》、《周易观彖》、《古乐经传》、《尚书解义》、《别集》、《制仪》等。后人编为《榕村全集》。

其治学宗程朱而能别其是非。其理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性”，而非“理”或“心”。在理性关系上，认为性为之主；理为其流也。“所谓理者，即性命之流行于事物者尔”。认为性为理之总名。万物散殊，无非完其性之固有。万物为“性一分殊”而非“理一分殊”。因而圣学以性为大。反对程朱”随即是理”，认为二程言性即理，今当言理即性。不知理之即性，则求高深之理，而差于日用，溺泛滥之理，而昧于本源。在性心关系上，主张性实心虚。心，一为“心之室”，一为“心之神”。“心之室”是性之郛廓，心如物之皮壳，性是皮壳中包裹的。“心之神”，也是性之所坐，及有此心，则性具于中，感物而动，而情生。性比心更为根本。又反对陆王以心为性。因此，既反对理本，反对心本。，而主张性本。把性分为天地之性、人性、物性。天地之性即天地之德，生物本体或太极，使命乃生生不已。性玄天下之有，是无所加其上的宰纲维。人性与物性，皆禀天地之性而生，都有天之善。但二者有异：人性得天地之正，物性得天地偏。天地之性有元、亨、利、贞四德。人之生，得之德以为仁，得亨之德以为礼，得利之德以为义，贞之德以为智。而物性只有其中之一端。虎狼则但有父母而不知有君臣，蜂蚁则但知有君臣而不知有父子：人性又有物性所无的无所不亲，亲亲为大的特点。人之四端以“仁”为大，仁以“亲亲”为大。故而德莫先子仁，仁莫先于孝。反对把人物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气质不是性。人性都善，只是象银子一样，其成色不等而已。气质非性，但能影响性。在性气关系上，主张性为本，气为具。性先气后，性决定气，性产生气。气为性之用。发挥格物致知之义，认为身心国家天下为物，修身、齐家，制国平天下是事。本即修身，因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物事即物，本末始终即物中之理，格之则知所先后。不是物物都是格尽，也不是格一物便知天下之物，积累多时自有贯通处。致知，即知本。知其善之周而尽之本在我。故而，格物致知的过程，即知性明善的过程。又云仁义礼智，便是格物致知，便是明善知性。其知行观，亦建立在明善知性之上，谓学有知行，本于性之有智仁。知发于智。表观为博学审问谨思明辩，行发于仁，表现为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在知行之序上，提出“立志”、“居敬”为知行之本。行不以知，则迷茫不知所措；知不以敬，则昏然无所归依；敬不以志，则难收进取之效。在天道鬼神思想方面，主张天人同一性。认为幽明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况，皆天地之道。天地之道，以其显者知其微者‘把明德尽孝、敬神合为一体。批评“西人”不知天人相通之理，不赞同朱熹思想中某些无神论因素。认为鬼神不得谓之无，但不习与相见。主张因果报应之说，为善入神道，为恶人“畜生道”。要求人们敬神祀鬼，祭祖宗犹如敬父母，祭天地犹如敬祖宗，祭百神犹如敬尊长，祭圣贤犹如敬师友。主张对西洋之技艺，不习谓之奇技淫巧，皆有用之物。赞扬西洋历法的正确。对几何学和代数有浓厚兴趣。试图用它解易，以它论证理学命题。学博而精。雍正皇正曾誉为“昌时柱石”。

板章胡同9号

板章胡同7号

板章胡同11号

板章胡同

新华网引 2011年1月11日北京青年报《新春寻访宣南几座鲜为人知的会馆》摘录：

说到天桥，大家多以为是从前江湖艺人生活的地域，其实不然。离开粉房琉璃街，顺着大街往东，不久便能看到路南夹杂着几座二层木楼的平房区，清初理学名臣、文渊阁大学士、福建安溪人李光地就住在这里。转进板章胡同，路北仿佛一面大墙，仅在一角开个小门。堂堂的大学士难道就住在这儿？怎么会如此寒酸呢？原来，清代京城实行满汉分内外城居住，即便李光地这样的朝廷大员也不能例外。他在京生活近四十年，久居外城，今板章胡同9号院，并在此著书立说。

李光地一生业绩颇多，平三藩，治水患，除弊政，深得康熙帝的信任。而今，最为人称道的则是他与宝岛台湾的不解之缘。康熙初年，郑成功后人孤悬海岛，据险而守，清廷想要统一实属不易。身为闽南人的李光地熟知那里情况，在众多朝廷大臣的反对中，通过几次谈话上奏，终于坚定了康熙帝进军台湾的决心，并以全家性命担保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战前还亲赴前线，鼓励将士，对清朝统一台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熙回忆此事赞叹说：“台湾之役，众人皆谓不可取，独李光地以为必可取，此其所长。”统一后李光地仍然关注台湾，选用良才治理，为“台人思之”。

现存建筑是李宅的一部分，为普通的坐北朝南两进四合院。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李光地以“母丧未葬”请假两年，回家时将房屋让给同乡，做来京聚会之所，于是这里便成了安溪会馆。“舍宅为馆”是当时外地京官赢得声誉的一种常见做法。会馆多次重修，近代也随潮流而变，将大门改成流行的拱形“西洋楼”，门头及墙，沿雕塑着对称的连续卷草纹，有波浪般的动感，门上仍镶嵌传统的“安溪会馆”四字石匾，体现出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墙角处还立有安溪会馆界石，可惜现在这些都没了。

一进院正房、东西厢房各三间，二进院有一座二层三间后罩楼，为乡贤祠，供奉会馆创始人李文贞（光地）及詹咫亭、石溪先生三人牌位。当时，前后院都种着几棵大树，浓荫蔽日，加之院中有楼，风景颇佳。馆后两间宽敞的房屋，面临珠市口西大街，一度改为安溪考亭书院。

民国初年，李光地裔孙李垂绅曾来此凭吊，向会馆管理人行弟子礼，并说：“先德有赐宅在京，数世未获一见，今愿将所有产，悉充安溪会馆。”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在京会馆均移交北京市。九十年代，两广大街扩建，后房拆除。目前，安溪会馆前部尚存，先为宣武区饮食行业协会、服务行业协会等单位使用，西洋式装修就没有了。后改做员工宿舍，正门被封堵，变成门房，仅残留门口台阶的痕迹，自然显得不起眼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