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冠英故居位于清华大学照澜院11号。

看照澜院住户表，余冠英是照澜院11号第二批（1925-1937年）住户，也是抗战胜利后的住户。

读过不少余冠英的“普及书”，有相当能力又愿意做这种事的人很少。

照澜院11号现为一家商贸公司。

清华大学照澜院11号

中国社会科学网资料：

2008年7月4日松江报《淳儒硕学余冠英》（记者陈佳欣整理）摘录：

余冠英，这是一个古典文学学界不能忽略的名字。中国典籍浩如烟海，他披沙拣金，主持编撰《中国文学史》，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作。唐诗博大精深，各种选本数不胜数，而他所编选的《唐诗选》长久以来一直被公认为“唐诗的最佳选本”之一。他师出清华园，后又在母校、西南联大任教职，当时谊兼师友的朱自清曾为他写过小传，评价他为文“理胜于辞”，谓其为“狷者之流”，“外温然无圭角而内颇有所守”。

余冠英（1906-1995）松江人。1922年考人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193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各体文习作、历代文选等课程，并主编《国文月刊》。1946年秋回到清华园，任中国文学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和汉魏六朝诗等课程。1953年国家对高校院系进行调整时调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今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长期担任文学所古代文学组（室）主要负责人。并曾任文学所副所长、顾问、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遗产》主编等职。历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国际笔会会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职。主要著作有《汉魏六朝诗论丛》、《古代文学杂论》、《乐府诗选》、《三曹诗选》、《诗经选》、《汉魏六朝诗选》、《诗经选译》等。并曾参与多项集体科研项目。

亦师亦友朱自清

在清华的众多老师中，对余冠英影响最深，交往最密切的当数朱自清。当时不少学生怕选他的课，因为朱先生要求严格，每次上课必要点名，有没来上课的，第二天他走廊里见到，立即能喊出姓名，问他为何缺课，直说得对方面红耳赤。但是余冠英却选了多门朱自清的课，还把自己的文章拿来请朱自清一一过目批改。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至交。朱自清对余冠英悉心指点，给了他许多启发。余冠英当时主修中国古典诗歌，同时也爱创作新诗。四年级时，他组织了“唧唧诗社”，作诗品评，兴致盎然。他还用汉朝大将“灌婴”之名为笔名，在《清华周刊》及《中国文学会刊》上发表了多篇小说、散文。著名作家、文学史家吴组缃在《谈谈清华的文风》一文中对他的评价很高：“园子里常写东西的人，我不妨先谈灌婴君。我就打算派他是清华园的代表作家，因为他的文章，最能代表清华园的文风，他善长于小品、散文，……他的文章底委宛，冲淡处象朱佩弦(朱自清)先生和英国贝尔磅，轻快、趣味处象周作人、俞平伯二先生。至于纤巧绮丽处则是他自己的。”大学毕业后，余冠英留校担任助教，考虑将家眷从南方接来。但是在清华园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宿舍，朱自清慨然将自己在清华北院的住宅腾出两间借给余家使用，两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朱自清夫人名竹隐，余冠英夫人名竹因，名字中都有“竹”字，两人又同姓陈，学生们戏称他们的宿舍为“四个斋”，课余常来叙谈。抗战胜利后，朱自清重任清华中文系主任，余冠英则为讲授“中国文学史”和“汉魏六朝诗”的教授。两人办公室恰巧门对门，朱自清爱吃零食，爱喝酒，尤其爱吃花生米，但他长期生活不安定，家庭负担重，加之过度劳累，使他的胃很不好。余冠英怕他胃痛，常限制他吃零食。朱自清就像孩子讨饶似地央求说：“只吃十颗好吗？哪怕五颗，三颗也行！”

清华师友应相忆

余冠英早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转入中文系。当时清华园名师荟萃，鸿儒云集。杨树达、陈寅恪、黄节、刘文典、朱自清、俞平伯等著名学者都为他讲过课。每当谈起清华的师长，余冠英便语气中充满敬意，佩服他们的人品和学问。“陈先生最博，但记他的笔记最难，因为他中气不足，每一句话只能听清前半句；朱先生最用功、最认真，教古今诗选，每堂课都讲得满头大汗；黄节先生，讲阮嗣宗诗和汉魏乐府中的‘风’诗，他鼓励青年作诗给他看，批改很细。”他也会兴奋地聊起清华同学的种种趣事。说到萧涤非先生，便得意地夸耀他们曾经组建过一支足球队，萧先生当时在队里踢的是前锋，而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大将；说到钱钟书先生，他连声称道，夸奖他读书用功。他说钱先生个头不如他高，经常爬上梯子找书，把满书架的书都翻遍了，而且他还喜欢记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垒起来有座小山高。余冠英与人为善，一直很有人缘，在师友同事中，有极强的亲和力。有一年元旦，清华中文系老师齐齐聚集在余冠英家开新年晚会，朱自清先生带头在他家门口扭起了秧歌。

著述等身学养深

余冠英的学术成果中影响最大的是几种古代诗歌选本。包括《诗经选》、《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和《唐诗选》（主编）等。《诗经选》被公认为《诗经》选注本的代表性的成果，《中国诗歌大词典》云：“此书为解放后较早，较有权威性的《诗经》选注本。”《唐诗选》当年甫一出版，便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争先购买，在新华书店排起长龙，一印再印，印数突破百万大关。虽是普及选本，但余冠英的著作却体现了很深的学术素养。几十年中各种版本的同类作品层出不穷，专家们公认余冠英的作品是最高水准的。这是因为，余先生治学绝不拘一家之说，而是博雅精深，掌握广博的材料，参考古今众家之言，在博采众说之精华后，自成一家之宏论。他解释古代诗歌，其独到处往往发人所不能发，而又十分妥帖确切，令人信服。因此看似普及性的解释古诗却凝结着他几十年的学术功力，一篇一章都折射出他令人叹服的严谨与平易的学风。主持《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写作时，他是总负责人兼上古至隋段的主持人。余冠英在热心辅导青年学者的同时，又怕他们累倒了，于是自己找来了象棋，休息时与大家同乐。在他的带领下，这套书终于于1962年出版，并以其资料之翔实，观点之严谨，被誉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史研究工作的一大收获”。30多年中在国内文学史界一直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清华大学网站上的余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