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子弘旿府位于东城区大取灯胡同9号。

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门前文物保护标志姓名为“宏旿”。

去以前查资料，这里是一个餐饮场所。到现场看，门口杂乱停着各种车，稍不留神都不会注意到对面的影壁，似乎没有开业了。

大取灯胡同9号

以前大取灯胡同9号图片（图片来源：网络）

大取灯胡同

爱新觉罗·弘旿（1743-1811年），清藏书家、书画家。字卓亭，一字仲升，号恕斋，一号醉迂，别号瑶华道人，又号一如居士、闲闲主人。康熙皇帝之孙，爱新觉罗·允袐第二子。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封固山贝子。嘉庆间封奉恩将军。能诗词，其《自题山水画册》诗，有疏朗、清越之韵律。工于书画，书兼四体，其山水画作得董邦达之妙谛，花木具有古朴陈香；治石印有元、明篆刻的风格。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诏阮元、铁保等人游万寿寺，写《七松图扇》等。家富于藏书，藏书楼名“静寄轩”。著有《恕斋集》等。

中国新闻网引 2014年8月25日中国青年报《北京大取灯胡同:曾从元代道观变身明代操场》（北京市档案馆王兰顺）介绍了弘旿的父亲允袐：

在1750年乾隆京城全图上，取灯胡同以北的相应位置，描画着一座从大佛寺西街到东黄城根北街规模庞大的諴亲王府。在《宸垣识略》中有说：“諴亲王在大佛寺北路西”。諴亲王指的是清代康熙皇帝最小的儿子允袐，他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雍正十一年(1733年)被封为諴亲王。据记载，他是一位“秉性忠厚平和，有学识”的亲王。虽然早已被封为亲王，但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这位王爷才分到位于这里的府第。在当时的奏折中这样写道：“奏为十月初二日和亲王、諴亲王迁移新府，照例除派内务府总管一员，带领内务府官员送行，并预备桌张事。”在这里居住的允袐，可谓大有作为。在乾隆五年(1740年)，他被授以镶蓝旗蒙古都统；乾隆十五年，被任命为“总管镶白旗觉罗学”；乾隆十七年被授为“盟长”；乾隆十八年五月，入宫管理御书房；乾隆二十八年，又被任命署理宗人府事务；乾隆二十一年，任玉牒馆总裁……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二月允袐逝世，享年58岁。

諴亲王允袐死后：

一是其长子弘畅降袭郡王，仍居本府。而后弘畅郡王府屡出事端。先是弘畅的长子多罗贝勒永珠，因犯事被夺去爵位，又因永珠没有子嗣，将弘旿之次孙绵勋过继为后代，并降袭贝子。同治年间，因绵勋贝子府是原王府的规格，早已超标。为了回避逾制之嫌，将王府的后半段切割出去，变为平民住宅，形成了后来的小苏州胡同，还将王府的西南侧切割出去一大块。再后来，绵勋的后代再次递降爵位，无奈只能听从内务府的安排，奉命被安置在西城绒线胡同西口路北的位置。

二是允袐的次子弘旿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被封为固山贝子，在王府的南端，也就是现在的大取灯胡同9号，另建了贝子府。贝子弘旿府主要演变过程为：弘旿、奕兴、载森、溥多先后在此，后为多公府。清末民国初门牌号为大取灯胡同3号。后先后为颜惠庆、齐燮元宅。抗战胜利后，大取灯胡同3号作为逆产由中央信托局北平分局接收。1948年11月，改由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作为研究室、图书室租用。到了1965年整顿地名，大取灯胡同3号的多公府改为9号。

《北京大取灯胡同:曾从元代道观变身明代操场》记载贝子弘旿府具体演变过程为：

允袐的次子弘旿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被封为固山贝子，在王府的南端，也就是现在的大取灯胡同9号，另建了贝子府。待弘旿过世之后，内务府将弘旿府收回，转赐给了康熙皇帝第十四子允禵的后代奕兴。而奕兴此时已递降为镇国公。待奕兴过世后，其次子载森继承了这里的房产，《京师坊巷志稿》“载森公府在取灯胡同”。不过此时的载森又递降为不入八分镇国公。载森去世后，其次子溥多继续在此居住，并于1894年承袭了不入八分镇国公的爵位，直至进入民国，溥多一直在这座府邸居住，享受着民国政府对清朝遗老遗少的优待政策，使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多公府。

清末民国初，大取灯胡同北侧自东向西，分别编入了5个门牌。正对着胡同南侧照壁的多公府中轴线建筑被编为3号，其东侧为2号、1号，其西侧为4号、5号，胡同的西口路北为东黄城根42号。

1926年春，曾任国务总理的颜惠庆购置了大取灯胡同3号的多公府。颜惠庆是上海人，1877年出生在一个传教士家庭，曾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回国后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1912年出任外交部次长，1920年8月，颜惠庆升为外交总长。1922年6月12日，颜惠庆任黎元洪政府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因屡遭国会刁难，不得不于一个月之后就宣布了内阁全体辞职。到了1926年5月，刚在大取灯胡同安顿下来的颜惠庆，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再度组阁，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从中作梗，竟然出现无阁员入阁的窘境，落下了“光杆内阁”的笑话，也是仅过了一个月，颜惠庆又一次被迫下台，离开了政治圈，除了保留在大取灯胡同的这处宅院外，另在天津购买公寓，专心投资实业。1933年1月31日，颜惠庆被任命为中国驻苏大使。1936年3月，颜惠庆辞去驻苏大使职务。6月11日，返抵上海，从此结束了职业外交官的生涯，回到大取灯胡同的家中，偶尔也到天津的公寓，一边经营实业，一边忙慈善。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已陷入日伪统治，他在大取灯胡同的家也遭到了汉奸的侵害。1938年3月，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总署督办的齐燮元“租用”了大取灯胡同3号颜惠庆的住宅。1939年冬季，迫于齐燮元在北平的淫威，颜惠庆不得不同意将北平大取灯胡同的房屋出售给齐燮元。

抗战胜利后，大取灯胡同3号作为逆产由中央信托局北平分局接收。1945年9月，时任东北行营主任及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的熊式辉主持东北接收及对苏谈判工作来到北平，暂住在大取灯胡同3号。1946年初，颜惠庆委托律师想要索回大取灯胡同3号的房产，但苦于拿不出其房产在日伪时期被强行占有的有力证据，官司一直持续。1946年4月，熊式辉正式租用了大取灯胡同3号。1947年8月，熊式辉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离开大取灯胡同南下赴任。1948年11月，大取灯胡同3号改由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作为研究室、图书室租用。

到了1965年整顿地名，大佛寺西街改名为美术馆后街。大取灯胡同门牌号也由过去的大排行分为北单、南双号排列，原大取灯胡同3号的多公府改为9号。原4号、5号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旧址被圈并到东黄城根北街老门牌42号，新门牌16号的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