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耀县碑林”缘起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耀州知州褚成昌创办耀州高等小学堂（西街小学前身，旧址即今耀州诚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耀州早期同盟会会员任师竹（1875-1911）被聘为首任堂长。1906年，任师竹发现耀州西塬文家堡（今铜川新区正阳路街道文家村）南门外崇庆寺旧址上的《张僧妙法师碑》可做学生书法学习的临帖，遂将其移置到高等小学堂保存，就其初衷来讲，这或许可作为“耀县碑林”的发端。

　　要说“耀县碑林”肇始，另一个不可回避的人物就是雷天一。

　　雷天一（1900-1937），又作雷天益、雷天乙，名吼，天一（天益、天乙）为其字，以字行。雷原籍稠桑乡小王咀村，后移居耀县城内南街城隍庙巷。雷天一家道丰厚，少年时得以入三原旧学堂上学。由于读书上进，善交游，不久即得以与于右任、胡景翼、田润初等人相识，后陕西靖国军成立，先是胡景翼任靖国军右翼总司令，雷天一便弃学入伍进入靖国军左翼第五支队杨虎城部队任职。不久，于右任应胡景翼、曹世英之邀，由上海回到三原，成立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于右任为总司令。那时候，于右任与耀县籍金石学家张木生（1870-1947）私交甚厚，雷天一遂以乡谊关系受到张木生和于右任的熏陶，逐渐嗜好金石古物的收藏鉴赏。

　　靖国军瓦解三年后的1925年，雷天一率部驻防耀县，因战事之故游历县内古庙、古墓，时常见到散落的北朝造像碑石，于是起心收藏搜集，自觉重要的命令兵士人扛车运，移至县城隍庙巷二号雷宅保存。《雷明香造像记》、《雷文伯造像铭》、《雷惠祖等造像记》、《弥姐后德等造像记》等碑，大致都是在这一时期搜索进城的。1933年，国民党耀县政府成立保安大队，由县长张庆春兼任大队长，另委任雷天一为副大队长，实际掌握领导指挥权。这一时期，雷天一与中共领导的陕甘边耀县游击队在高山槐、照金、香山、柳林一带交战之际，仍不忘搜集碑石，如《同碲龙欢等造像记》等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搜寻得到的。1935 年至1936 年，耀县城漆、沮二河迭相涨水，水退后于城东南漆河河滩上发现北朝碑石10余座，著名者有《蒙显达造像铭》等。雷天一闻讯后，即命兵士用夹窝子小心运回。除此以外，雷天一还率团丁在柳林镇河中移沙起土，发掘出北朝碑石8、9 座之多，随即运归县城家中收藏。到了1936 年8、9 月间，雷天一私家藏石已达50 余件之多。

二、民国时期的耀县碑石捐赠公案

　　雷天一搜集到这50余件古碑之后，又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地位与环境，决计利用县署旁西仓空地开辟民众公园，以碑为主，创建“耀县碑林”。后又以权势威逼，相继征集了县境内绅士私家藏碑10余座，合并之前收集的50余座，共同组建了藏碑60多座的“耀县碑林”。

　　消息传开后，省内各报竞相报道，一时间“耀县碑林”声名鹊起，殊不知此举喜中隐忧。在当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陕西省考古会有关公函要求将古物运送考古会保管的形势下，耀县成立碑林，大肆鼓吹，无异于公开“亮宝”。雷天一后来迫于上司压力，与时任国民党耀县县长张庆春合谋，于1936年10月26日，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呈文，意为雷天一愿将历四年之久搜集到的古碑40余种和家藏古碑19种一并捐赠归公，交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保管，耀县政府就此事申请为雷天一颁发奖金、奖状云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复函同意给奖，并指出上报古碑拓片尚缺少唐经幢、唐千佛碑等共7种，饬令缴存。

　　就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陕西省政府、耀县政府等相关单位函件往复月余、耀县碑石尚未运送半块的时候，酝酿已久的“西安事变”在1936年12月12日砰然发生，中国共产党与西北军、东北军“三位一体”联合阵线日趋形成，1937年初，西北军177师许权中独立旅进驻耀县，设旅部于耀县城内西街小学（即原耀州高等小学堂）。1937年2月10日农历腊月29，是旧历除夕，许权中以宴请耀县地方军政要人为由，设计将耀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雷天一当场击毙于西街小学，随即瓦解了耀县保安大队。第二天，许部张贴布告，指斥雷天一“膺保安之名，行荼毒生灵、为害乡里之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接着许部士兵又查抄了雷天一在城隍庙巷的家，查封了一批财物。

　　雷天一被许权中处死的消息传到省城及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以及陕西省政府与民政厅、考古会等相关机构均感震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单方面撤销了褒奖雷氏之议，陕西省政府却又继续追究此前所缺7种碑拓，耀县政府遂派出拓工前往耀县碑林补拓，未料此举遭到耀县众多绅士民众的阻挠，他们声言耀县碑林系全耀民众所有，雷天一强取民意，独断专行，随意以公共财物允诺他人，实在可恶。又说今雷身死，民众愿自发维护。非经全耀民众同意，不能擅开碑林！耀县县长李书亭不能说服民众，只得设词糊弄省上以作推延，直到1937年4月李书亭离任。

　　1937年5月下旬，西安碑林监修委员会、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再次致函陕西省政府，要求将耀县碑石加入西安碑林保管陈列，并于6月12日派出专员前往耀县接收碑石。西安方面将来耀县接收碑石的消息传到耀县，耀县绅士民众百余人随即联名呈文省政府及新任县长冯景翼，坚决反对转运耀县碑石。呈文颇多慷慨之词，“此项古物在西安固属公有，在耀县亦为公有”“重视都市文化，仍勿忘地方乡村文化”！

　　新任县长冯景翼自知众怒难犯，只得据实向省政府函报：地方人士称此项碑碣属耀县公有，不能运省。这样一来，先是西安碑林监修委员会接收专员在耀县遭到政府职员刁难和民众围攻，后又接到县长冯景翼不能运碑的函报，使得省政府及监修委员会异常恼怒。7月7日，省政府再次强令耀县政府火速转运碑石。耀县士绅在此情境之下，一面联络耀县在西安的上层人物游说省府要员，一面集会表示：“倘省府官员不体恤下情，一意孤行，则民等愿结队赴省请愿，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恰有耀县籍省府官员寻获内政部《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第4 条第5 项规定：“金石陶器雕刻等各项古物，应调查收集，就地筹设陈列所，或就公共场所，附入陈列。并严定管理规则，俾免散失”，辗转托人向新任省政府主席孙蔚如进言：若一味坚持强运耀县碑石，不只与中央意旨有所不合，且易伤害耀县民众感情，请改弦更张，收回成命……。

　　“七·七事变”爆发后，省城局势日紧，警报一日数鸣。西安碑林监修委员会也已完成使命，宣布撤销。绵亘年余的运碑事件在孙蔚如不置可否的情况下无形终结。顺带提一句，在张庆春之后、任职国民党耀县县长一年、经历了碑石捐赠公案的乾县人李书亭，肯定明了耀县北碑价值不菲，故在1937年4月离任时盗走《魏文朗造像碑》，但被耀县民众发现，告知了官府，后被追回。

三、近代文化名人与“耀县碑林”

　　耀县北碑在清末就逐步被人发现椎拓，拓本流布于西安及北京琉璃厂等地的古董铺子，可以说在上世纪初就声名在外了。

　　说起近代文化名人与“耀县碑林”，于右任、鲁迅、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便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书法大师于右任出生在和耀县比邻的三原县，青少年时期在三原求学，其书法早年由赵孟頫入，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其对北碑的研究无疑是广博而深入的。于右任先后在1920年、1926年来过耀县，都是寓居药王山多时，1920年更是除夕不寐，在药王山迎来了1921年的第一缕阳光。浏览于右任诗词即可发现，于诗中与药王山、耀县相关的诗作达十余首之多。1920年，《广武将军碑》在白水县仓颉庙复出土，于右任先生挥就《广武将军碑复出土歌赠李君春堂》近600言，其中有“慕容文重庾开府,道家像贵姚伯多”，并在此诗后记中把《姚伯多兄弟造像碑》与《广武将军碑》、《慕容恩碑》称为“三绝”。只是当时“耀县碑林”尚未成型，一众魏碑还散布在民间或埋藏在地下，否则右老的评价自会涉及到耀县碑林中另外的北碑。

　　鲁迅先生也是颇喜金石收藏鉴赏，这些在《鲁迅书帐》和《鲁迅日记》中多有记载。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先生购买耀县北碑拓片有两次，其中最早的时间应是1918年3月。

　　鲁迅在戊午（1918）日记·三月中记载：“三日昙，星期休息。上午得二、三弟妇信，二月廿七日发。午后往留黎厂买《张僧妙碑》、姚伯多、錡双胡、苏丰国造象记各一分，共大小十一枚，券八元。”这则日记，明白无误的说明， 1918年3月3日午后，鲁迅在北京琉璃厂花费八元钱购得《张僧妙碑》、姚伯多、錡双胡、苏丰国造象记（拓片）各一份，大小总共十一枚。至于世所流传的1924年鲁迅购买耀县北碑拓片的事实，鲁迅先生在当年7月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十五日昙。午后游碑林。在博古堂买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二种，为《吴氏造老君象》四枚，《张僧妙碑》一枚，共泉乙元。”，其时正是鲁迅先生暑期应邀来西北大学讲学的时候，于闲暇时间访古问碑，多有所获。

　　这两个记载，首先可以印证，耀县大量北碑拓片至少在1918年就已经流传到了北京，鲁迅当年于琉璃厂购得的四份拓片原碑也全是后来耀县碑林的藏品，耀县北碑在当时全国文化界的影响可见一斑。

　　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耀县碑林、药王山石刻的渊源要追溯到1937年6月。当时，梁、林夫妇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之邀，赴西安做小雁塔的维修计划，顺便为西安碑林工程做了设计，详细测绘了西安化觉巷及大学习巷清真寺，对玄奘塔、秦始皇陵进行了再次调查。随后，梁、林夫妇北出西安，来到药王庙，对药王山隋唐以来的摩崖造像做了测绘。这些史实都记载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年谱当中。

　　至于梁、林夫妇与耀县碑林的缘分，由于现有的资料无法找到相应的文字记录，在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推断。作为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的梁思成是1937年6月来陕的，其间又帮西安碑林监修委员会做了碑林工程的设计。我们返回去再看当时耀县地面上发生的事件——耀县地方正在和西安碑林监修委员会等单位演绎着碑石运省的捐赠公案，并且刁难围攻了西安碑林监修委员会派到耀县接收碑石的专员，作为当时西安文化考古界的一件大事，梁、林夫妇在西安虽未置身其中，但不能不有所耳闻。加之耀县北碑拓片在上世纪20年代前就流传于北京，梁、林夫妇对于近在眼前的古物古建岂能无动于衷？在西安的工作业已完成，顺道考察药王庙与耀县碑林就成为应有之义了。

　　梁、林夫妇当年在耀县的测绘考察虽然至今未发现详实的文字记录，但是留下了两张十分珍贵的照片，一张是林徽因在药王山摩崖造像西边体量最大的那座圆雕坐佛之上做测绘记录的照片，另一张是林徽因在耀县东城门外的罂粟地里的站姿纪念照片。两张照片中33岁的林徽因着装、发型一致，风姿绰约，必当是同时期所拍摄。这样看来，梁思成和林徽因作为中国营造学社骨干成员曾经测绘考察过药王山摩崖造像自是毫无疑义的了。梁、林夫妇亲近耀县碑林同样找不到直接的文字记录，连梁思成、林徽因两人各自的年谱中只是提到调查药王庙，并未提及耀县碑林。但笔者查阅《梁思成全集》，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佐证，基本可以断定这一事实。梁思成在1949年3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所编写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之“六陕西省”中列入了十一个县（市），其中就有耀县“药王山隋唐崖像”，以符号标明比较重要并且是经过中国营造学社实地调查的；又在其后的“补遗”中列入“耀县佛教造像碑”，其重要性比之药王山佛教崖像又进了一格，并且同样标示出这些造像碑是经中国营造学社实地调查过的，其后的有关说明为：“a.文庙内 b.佛教造像碑 c.北魏 d.碑共约六十座，为北朝雕刻重要遗例”。这些文字说明，1949年前后的耀县碑林可能已不在县政府旁边的西仓了，至于是否在文庙，梁思成等人其时并不确定，所以给地点“文庙”加了问号。参照梁思成年谱，梁、林二人是1937年6月来到耀县的，并且仅此一回；除此之外，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成员并未到过耀县。

　　梁、林二人由耀县回去后，又率领营造学社其他成员赴山西调查，“七·七事变”就在此时爆发，随后梁、林一行很快返回北京，随着中国营造学社辗转武汉、长沙、昆明，最终落脚到了四川宜宾，直到抗战胜利后中国营造学社才又迁回北京，在此期间，中国营造学社的调查再未涉及过北方。回到北京后，由于创办者朱启钤先生家财散尽，中国营造学社不久于1946年就无声消失了。也就是说，中国营造学社调查耀县药王庙、耀县造像碑其实就是指梁、林夫妇1937年6月这一次。显而易见，梁、林夫妇亲近过耀县碑林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当然这一切只是合理的推断，要找到确凿的文字记录，恐怕只有到《梁思成日记》公布的那一天了。

四、建国后耀县碑林的变迁

　　耀县碑林在捐赠公案后一直到1939年耀县民众教育馆（后改为中山教育馆）成立，大抵还是在西仓耀县碑林原址保存，民众教育馆成立后，碑林的日常管理归民众教育馆（中山教育馆）。解放后，耀县碑林被迁移到县文化馆保存、展出。“文革”中期的1971年，耀县碑林的碑石被迁移到药王山吕祖庙保存，直到1989年在药王山原集禖宫废址建成新馆陈列，耀县碑林正式有了新的名称“药王山碑林”，并同摩崖造像一起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耀县碑林在坎坷半个世纪之后，终于有了一个相对较有规模的“安身立命”之所，这座历史艺术宝库，开始了发挥更大作用的新时期。（作者：石铜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