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61）进豫·三门峡：陕县空相寺--惟余空观塔，遥对达摩颂序碑！
(2020-01-29 13: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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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进豫 |
空相寺，古称定林寺，位于河南三门峡市陕县境内的熊耳山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是我国建造较早的寺院之一，素有“陕郡之圣地，天下之名蓝”美誉。南北朝时期，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因与梁武帝交谈“不契”，遂“一苇渡江”至北魏，寓居嵩山面壁九年，以“二入四行”禅法教导学人，首传大乘心经与慧可。公元536年，达摩祖师西行游化河洛一带，示寂后葬于熊耳山吴坂。后有北魏使臣宋云自西域归国，于葱岭遇大师杖挑只履翩然西去。宋云将所见上奏北魏皇帝，皇帝深感惊讶，命人开棺查看，唯见只履空棺，方知祖师已经脱化成佛，只履西归了。南朝梁武帝闻知此事，异常惋惜，亲自撰写碑文赞颂。公元358年，由积庵禅师筹办，在定林寺内建造达摩灵塔、达摩殿和达摩造像碑。从此，定林寺成为禅宗祖茔，佛教圣地。公元772年，唐朝大将军、汾阳王郭子仪启奏将定林寺改名为空相寺，加封达摩“圆觉大师”谥号，加封达摩塔为“空观之塔”。皇帝准奏，御笔亲题寺额、塔额，并赐度僧表，下旨重修空相寺。在之后不同的历史时期，空相寺一直秉承达摩祖师禅法，与禅宗祖庭少林寺一脉相承，归少林寺领属，以禅武而名扬天下。据史料记载，熊耳山山色秀丽，空相寺布局严整，红墙碧瓦，雕梁画栋，古朴典雅，蔚为大观。全盛时有僧人八百余人，房舍四百余间，占地八百余顷。历史的变迁使空相寺数度兴废，至二十世纪后期，寺院房舍已荡然无存，唯有“空观塔”立于荒草之中。2001年，少林寺住持释永信大和尚发大悲愿，于祖师道场再造生机，在原址重建空相寺，于2002年重光。并应幸恢复了一年一度的祖师纪念大典。(摘自山门殿南墙上空相寺简介)
空相寺古称定林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是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圆寂和埋葬之地，唐代前后称作“达摩塔院”。据该寺2004年出土由汾阳王郭子仪后人于“唐大中十二年（858年）九月”所立《汾阳王置寺表》碑载，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时，到空相寺拜达摩圣迹且诺，若达摩禅师福佑平乱，必当奏请朝廷“特加崇饰”。平定安史之乱九年后（772年），郭子仪奏书朝廷求重整寺庙。唐代宗继位后，赐“达摩禅师宜赠谥号圆觉，寺额为空相之寺，塔额为空观之塔……”另据寺内现存的几通古碑记载，明清时期空相寺曾迎来多次修葺。如，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重修达摩殿和部分殿宇；明景泰五年（1454年）重修达摩殿并立“菩提达摩圆觉大碑”；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雍正十一年（1733年）的《重修熊耳山空相寺碑记》载两次重修空相寺；嘉庆八年（1803年）的《创建玉皇暨贶神殿宇碑记》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圆觉空观菩提达摩初祖大师事略记》这两通碑，空相寺曾有为道观的经历？
达摩塔为七级八角青砖塔，塔刹为莲花聚宝盆，塔基为两层方形。第二级腰部有十六幅砖雕花卉图案，每面有两幅。现存古塔是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重建，2004年又进行了修缮。该塔始建于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年），是积庵禅师于达摩祖师圆寂二年后修建。
↓达摩塔旁边有一通2004年11月16日日本达摩会和空相寺仝立的双面碑--《空相寺达摩塔修复记》碑。碑文内容为：
“空相寺达摩塔为达摩圆寂后，由积庵法师于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公元538年）修建，距今约1400多年。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汾阳王郭子仪表奏特加崇饰，赐封达摩禅师谥号‘圆觉’，寺额为‘空相之寺’，塔额为‘空观之塔’。现存达摩塔为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重修。公元1998年11月，经三门峡市人民政府批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元2000年，日本‘达摩会’赴熊耳山参拜达摩遗迹，提出修复空相寺之议。2002年10月15日，达摩殿竣工。今日本‘达摩会’又襄助对达摩塔的修葺，得现昔日庄严。此举并得到了河南省陕县各级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谨刻石以志”。
↓达摩塔旁有通明洪武二十八勒石的双面碑。碑阳为《重修菩提达摩大师塔铭并序》，“龙门宝应禅寺退隐妙峰禅师撰”。
↓碑阴为《助缘舍财官员芳铭》，名录中有安国禅寺住持铁山。
↓山门殿后是释迦殿，殿前两侧有四座前后排列的高大砖砌碑楼。内置四通古碑。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立的《重修熊耳山空相寺碑记》
↓看不出年款的《重修熊耳山空相寺记》
↓大明景泰五年（1454年）立的《菩提达摩圆觉大师碑》
↓《菩提达摩颂并序碑》
↓《菩提达摩颂并序碑》旁有说明文字，但文字中称不知何时立石。鱼将此碑文放大后找到碑文中有两处时间一是立石时间“洪武丙辰年……”其中“洪武”字样辨别吃力，但“丙辰年……”字迹清晰。洪武丙辰年即洪武五年，公元1376年；另一处是“梁大同二年”，梁武帝撰写此文时间。不知何故，碑旁陕县文物局制的说明和寺院方对外宣介，称此碑为南朝碑刻。
碑额刻“皇帝万万岁”是明代碑刻常见的形式。
↓在释迦殿台基下南北还各有一通画像碑。南侧为2006年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监院释延慈立“达摩只履西归图”碑。
↓北侧为空相寺再建建立发愿总代、日本宗教画法学院、日本禅画协会会长平冈嘉卫门，由中国少林寺书画院监制的《达摩只履西归相》。没有时间，鱼猜测大约和达摩塔修复同时吧，2002年第一届达摩祖师纪念大典。
↓释迦殿后是大雄宝殿。
大雄殿南侧是已建好的观音殿、地藏殿和在建的紧那罗殿。
大雄殿内供奉三世佛。
大雄宝殿后是达摩殿，达摩殿东南侧是在建的达摩墓。
宋真宗时期的释道原所撰的《景德传灯录》，乃是皇家钦定传印的禅宗传灯史，内载达摩祖师圆寂后“葬熊耳山”和此后三岁成佛只履西归。与此记载相呼应的是少林寺碑廊内立于金代大安元年（1209年）立的《达摩只履西归相》碑。碑上有达摩祖师手携只履翩然西归的法相，碑顶部记：“达摩入灭太和年，熊耳山中塔庙全，不是宋云葱岭见，谁知只履去西天。”
大雄殿前平台碑刻众多，北侧为今人勒石碑刻。其中启功先生的“空相寺”碑最惹人瞩目。
↓“空相寺”碑另一面刻“空一切相，即一切法”是空相寺寺名缘起。此语楞严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和坛经等皆有录，原文为“离一切相，即一切法”。
↓除了2011年的《重建观音殿碑记》外，余下的碑刻刻制于2006年和2007年，也就是空相寺举办第六届、第七届达摩祖师纪念大典时。碑刻中有星云大师题“平常心”碑，成都文殊院住持宗性题“禅源无尽”，重庆慈云寺方丈释唯贤题“慈悲喜捨”，终南山翁际同竹梅图和中国佛教协会&北京佛教协会会长释传印题“佛祖原无法可传，凡心歇处道心安。少林忘指山常翠，明月一轮今古然”禅诗碑等。
↓大雄殿南侧还有几通古碑。
上图和下图看不清年款。
↓嘉庆八年（1803年）勒石《创建玉皇暨贶神殿宇碑记》“定林院有空相寺僧法……以创建殿宇……玉皇金像并龙王……”这和安国寺的观音殿前檐门廊八字壁砖雕有青龙白虎图相类，是不是同一时期寺内也有道观存在。
↓大明嘉靖十年（1531年）立的重建碑，碑阳碑额为“重建曹洞宗派”。
↓碑阴碑额刻“修空相寺碑记”
↓明代功德碑为残碑，鱼是根据余下的碑文内容“……大明之……”推测出为明代的。双面碑文，虽为半截碑，但字迹清晰。
上图为碑阳，下图为碑阴。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立的双面碑《圆觉空观菩提达摩初祖大师事略记》。
↓碑阳为空相寺住持海X撰文的“圆觉空观菩提达摩初祖大师事略记”，碑阴为功德主名录。
↓有“广元、广宗、广陇、普照”等僧号的碑刻。
↓“光绪二十刀（九）年岁次癸（卯）”立石。括号内为鱼更正补充的。虽然碑碎三块，但字迹清晰，内容和梁武帝撰文的“菩提达摩颂并序碑”相同。
↓草书半截碑，左侧楷书题刻“（乾）隆五十三年岁次戊申
X月造己酉春月端二十五日……” 括号内为鱼补充的。
↓有传奇故事的月亮井
空相寺内有一通非常重要的碑刻---2004年2月29日寺僧植树时挖出的《汾阳王置寺表》。“该碑的出土，完善了郭子仪与空相寺、达摩塔及禅宗的历史渊缘，解决了定林寺易名空相寺的亘古疑难……对于研究佛教文化史、禅宗渊源仍具重大历史价值；又为研究佛教禅宗及空相寺兴衰史、郭子仪与空相寺的关系、空相寺地理沿革等，提供了更加珍贵的实物资料。”
《汾阳王置寺表》，碑通高120公分，宽60公分，厚15公分。共26行，满行44字。碑首圆额，双行篆书“汾阳王置寺表”。立碑年代为“唐大中十二年九月”（公元858年）。立碑人为汾阳王郭子仪后人。 碑文的大意是，郭子仪参与平定“安史之乱”时，曾到当时尚名定林寺的空相寺朝拜达摩圣迹，并许愿若能得到达摩祖师福佑，平定叛乱，必当奏请朝廷，“特加崇饰”。果然，自“安史之乱”平定九年后的唐大历七年（773）始，郭子仪就多次上书，奏请朝廷恩准重整寺庙、改赐定林寺寺名、加封达摩祖师谥号、加封达摩塔号。到代宗时，朝廷批准了郭子仪的请求，将定林寺改名空相寺，封达摩祖师为“圆觉大师”，封达摩塔为“空观之塔”。公元858年，郭子仪的重孙郭珙任河南府永宁县令时，曾多次到 空相寺朝拜。在获悉其曾祖当年往事后，为彰显先祖功德，便于唐大中十二年（858）九月立了此碑。因当地大乱后百业萧条，极度贫困，只得将空相寺原有的地界碑，磨平其正面后刻以“汾阳王置寺表”。而碑阴则仍保留着原碑的旧貌。这通唐碑，其阴阳两面的碑文撰刻时间，竟相距86年，也算一奇。（摘自凤凰网）
↓鱼在凤凰网还看到两篇有关空相寺的文章，其一对空相寺现存古迹做了梳理，可文中提到的比如宋代八棱经幢、明代重修空相寺转角楼碑和东魏元象元年立的达摩图碑，鱼都没有看到实物！下图为三门峡博物馆内有关空相寺介绍。图中就有东魏元象元年立的达摩图碑。
空相寺收费，可以理解寺院在扩建需要信众购买香花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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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主要有一塔一幢两狮十碑和许多浮雕，极为珍贵。
1、达摩塔：此塔在寺院中轴线之南，系菩提达摩圆寂后，由积庵法师于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公元538年）筹建。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郭子仪启奏加封为“圆觉空观”，今称达摩塔。
2、八棱经幢：经幢为宋英宗治平元年九月刻写（公元1064年），其质为石灰岩，八棱八面，凿字六行，文字内容为陀罗尼经文。
3、石狮：石狮为熊耳山岩石雕成。
4、南朝达摩碑：此碑内容为歌颂达摩丰功伟绩。碑文为南朝梁武帝所撰，碑题为《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所立。碑文气势雄伟，想象奇特，大有庄子文风。为楷书书写，字体瘦俏，讲究章法。
5、明代达摩碑：此碑在达摩殿前，碑题为《菩提达摩圆觉大师碑》，明代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所立。
6、重修菩提达摩大师塔铭并序，此碑为明朝朱元璋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所立。
7、重修空相寺转角楼碑：此碑为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8年）所立，碑中记载唐朝时重修空相寺，郭子仪任总监工。
8、康熙年间重修熊耳山寺碑，此碑为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所立，碑文断残，部分可辨。
9、雍正年间重修熊耳山空相寺碑，此碑为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所立，碑题为《重修熊耳山空相寺碑记》，碑文尚可辨识。
10、达摩造像碑，此碑为魏元象元年（公元538年）所立。碑正中刻达摩大师站像。碑右上侧刻一偈语为：航海西来意，金陵语不契，少林面壁功，熊耳留只履。四名偈语概括了达摩的生平。
2004年10月13日上午，位于熊耳山西麓、陕县西李村乡境内的禅宗圣地空相寺一片欢腾——有关专家对该寺出土的“汾阳王置寺表”唐碑经过半年多的研究和考证后，终于获得了惊世发现。
2004年2月29日，空相寺的僧人和居士在寺内植树时，从距达摩塔不远的地下1.5米处挖到一块碑刻。该寺监院释延慈小心翼翼地拂去石碑上的黄土后惊奇地发现，该碑立于“唐大中十二年九月”（公元858年），立碑人为汾阳王郭子仪之后、时任河南府永宁县令的郭珙。
这块碑通高120厘米，宽60厘米，厚15厘米，共26行，满行44字。碑首圆额，双行篆书“汾阳王置寺表”。
碑文中提到的汾阳王，就是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深得唐代宗、唐德宗两朝器重的郭子仪。唐德宗时，郭子仪被尊为尚父，功高爵显，位列三公之首。从该碑的阳面碑文记载可以看出：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前，曾到空相寺朝拜达摩圣迹，并许愿若达摩禅师福佑平定叛乱，必当奏请朝廷“特加崇饰”。
公元772年，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9年后，上书朝廷“特望天恩，加达摩禅师谥号，并赠寺额塔额，充柒僧庶”。当时的皇帝唐代宗亲赐达摩禅师谥号圆觉，
御笔亲题空观塔、空相寺双额，并派中使（太监）张如津送至熊耳山下的空相寺。郭子仪为感谢皇帝的恩赐，写了一道谢恩表。
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在道士李归真等人的煽动下，搞起了“毁佛灭法”事件，空相寺也未能幸免，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保存郭子仪的奏表和代宗皇帝御赐之宝，这些文物被藏在空相寺达摩塔内。不知是巧合还是历史的安排，86年后，郭子仪的重孙郭珙任河南府永宁县令后，朝拜空相寺时获悉当年往事，为显扬先祖的功德，遂于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立碑。然而，因大乱之后百业萧条，加上永宁县原本就贫困，郭珙只得将空相寺内一块旧碑的正面磨光后，刻以“汾阳王置寺表”。至今，人们还可以从该碑刻的阳面上清楚地看到未被磨平的点点遗痕。而该碑的阴面则仍保留着原碑所记载的当年空相寺占地规模及范围达百顷甚至千顷的情况。这种无意的保留使后人可以想见空相寺当年的恢宏与鼎盛。
历史延续着文明，文明也在传承着历史。空相寺出土的这块唐碑，虽因历经沧桑劫难而显得残破陈旧，但该唐碑记录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史事，却在千年之后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三门峡市文物专家许永生激动地说，当他第一次看到这块石碑时大吃一惊，并赞叹：“这可是国宝呀！”据许永生介绍，这块石碑虽然与他印象中多以双龙额、伏龟为造型的唐碑相去甚远，可以说貌不惊人、极为普通，却有着特殊的文物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他把碑文细细研读了30多遍后，更确信这块石碑蕴藏的珍贵价值。但由于该碑出土时埋于地表浅层，且该碑的阴阳两面刻制时间相差86年，难免会对碑刻的真伪产生疑虑。为此，他专程到郑州市请河南省著名文物专家作进一步鉴定。当有关专家确认该碑为唐代碑刻后，许永生仍不放心，又到陕西省华县寻找郭子仪的后人，并从其家谱中证实郭珙确系郭子仪之重孙，且担任过永宁县令。至此，这块碑刻的“身份”才得到确认。
这块距今1146年的唐碑一面世便注定了它的不凡“身价”。据了解，目前，三门峡发现的唐代碑刻不超过5块，这块唐碑由于阴阳两面的碑文相距86年更显得格外珍贵。许永生告诉记者，他曾把《新唐书》、《旧唐书》翻阅了不下3遍，尚未发现有类似碑刻的记载。在他看来，这块唐碑目前在全国也是唯一的一块，同时该碑所用的唐楷撰刻和公文范式也比较独特。
这块唐碑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它的发现为解开定林寺易名空相寺之谜提供了史料佐证。空相寺原名定林寺，是禅宗初祖达摩传法和圆寂之地。定林寺为何易名空相寺？这块唐碑证实，定林寺易名空相寺系郭子仪上奏朝庭、唐代宗御赐而来。碑文记载表明，郭子仪在奏章中称，达摩圆寂后，“葬于熊耳山下，遗塔见在。其年著履，化为神泉，所持杖变生一树……”这段文字也说明有关达摩禅师“只履西归”的民间传说应产生于唐代以后。
有关专家认为，该碑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记载空相寺的实物资料，记录了一段空相寺的演变历史，充实完善了郭子仪与空相寺、达摩塔及禅宗文化的历史渊源，对于后人研究禅宗文化及空相寺的兴衰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正如空相寺监院释延慈所说，值空相寺百业正兴时，得此珍贵碑刻，实乃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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