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32）西进西域·新：吐鲁番博物馆--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馆之一！
(2018-11-20 18: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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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地区博物馆，网上介绍说它是新疆境内除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之外的第二大博物馆，是目前新疆地州市中规模最大的博物馆。可是这样一座博物馆网上搜不来官网！！！吐鲁番地区博物馆馆藏文物大部分为历年考古发掘文物，还有一少部分征集文物。这些文物有石、陶、木、铜、铁、金、银器和文书、毛麻丝织品、木雕、泥俑、绘画、古尸、粮食、干果及各类食品；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至明清。三层楼四个展室，展出文物不多，但是样样拿得出手，极具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质。
吐鲁番博物馆分通史、巨犀石、文书、干尸四个展厅。宣介上说的钱币展厅根本木有。至于吐鲁番市人民政府网中说的共设有10个展厅，鱼想说这个可能是ing。
吐鲁番地区通史陈列厅，其实就是个出土文物展。按照时代不同，划分为七个单元：早期人类的活动；姑师文化的发现；西域都护府统辖下的车师；高昌郡及麴氏高昌国；唐西州经济文化的繁荣；回鹘文化的发展；清代的吐鲁番郡王。
上拼图中的石镞，在鄯善县洋海台地采集。
距今数万年前，吐鲁番就有了人类活动。考古工作者在交河故城沟西台地上采集到一批打制石器，其中有大量石叶、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物，还有少量细石核。这里陈列的石叶、石核及石器是在交河故城沟西、主体是晚更新世的沉积物、黄棕色砂岩的四号台地上采集的，时代约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距今约一万年。这件石叶和石核是以硅质岩为原料制作的。这些石叶、石核还都可以再加工成刮削、砍砸等各种形制的工具。利用石叶制作的石器是为石叶工具，用石核可以用来制作石核（石砾）石器。（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鱼有删减。）
上图为：洋海墓地62号墓地，洋海人复原头像，一组器物组合，来自鄯善县洋海墓地。
洋海墓地位于鄯善县吐峪沟乡的夏村，墓葬布局井然有序。根据分布状况可分Ⅰ、Ⅱ、Ⅲ号台地；时代上可划分为早、中、晚三期，三者的年代紧密相接。这个柜子展出的文物就是从洋海古墓一号台地62号墓出土的器物组合。62号墓共出土14件器物，大家看到有木器、石器、陶器，还有海贝。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个考古知识：什么叫器物组合？所谓器物组合，就是在一个考古学文化中，也就是说在一个同时代的墓群里，每一座墓葬里几乎都会出现的一组器物，同一器物组合，反过来又能证明不同墓葬的同一时代特征。所以这个展柜的器物组合基本上可以反映这一时期墓葬的丧葬文化的一角。（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鱼有删减。）
上图由左及右，由上及下分别是：洋海墓地与中亚各地出土的马衔对照表；钻木取火器；马辔头、马鞭、铁马具等；鄯善县苏巴什墓葬出土的斜纹毛织物、蓝色几何纹地毯残片；红蓝色条格纹褐、纺织带，红黄蓝毛织物。距今3000-2000年没标注出土地点均为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
车师人过着以狩猎和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生活，马具在其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鄯善苏贝希和洋海墓地出土的马具较为完整，包括鞍、辔、鞭等。青铜时代的车师人以毛织物为衣着原料。他们用羊毛捻成毛线，
再根据所要缝缀的衣物尺寸，织制出毛布。有的还将这些羊毛或毛布染成各种美丽的色泽，织成带彩色花纹的毛布，缝缀成长衣、裤子或短上衣、裙子，还有头巾、铺垫毯和各种生活用品。这是一块红蓝色条格纹毛布，用一上一下的平纹组织法织制而成，现长36厘米，宽26厘米。以红、蓝、黄三色经线与红、蓝、黄三色纬线相交，形成红、蓝色条格中间加饰黄色条格的几何纹样。艳丽而大方，具有现代感。（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上图中的左幅为画洋海人衣物复原图，右图为箜篌弹奏图。图片中的箜篌为复制品，箜篌下方为编织腰带，均为鄯善洋海墓地出土。
上图由左及右分别为：包金虎头铜牌，距今3000-2000年，鄯善县苏贝希墓地出土；虎弑羊铜牌，距今3000-2000年，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兽头铜饰件，距今3000-2000年，鄯善县苏贝希墓地出土。
上图和下图为洋海墓地出土的彩陶。
上图由左及右、由上及下为：为洋海墓地出土的陶钵，托克逊县博斯坦墓地出土的罐形勺；为洋海墓地出土的木盘、为洋海墓地出土的陶钵。
公元前60年,汉朝政府建立西域都护统辖天山南北，包括车师前部在内的一切军政大事，车师正式列入中国版图。汉朝政权册封官吏，推行政令，通过车师国王进行统辖。公元前48
年，置戊己校尉于车师前部，总领车师的屯田事务，直至魏晋。汉朝政权的统一，促进车师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时，从我国首都长安，经天山南北，通向地中海沿岸丝绸之路的畅通，又使车师逐步发展成东西方经济文化重镇。（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漆器是髹漆的器皿，有饮食器、妆奁器、陈设器、礼器等，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件出土于鄯善大阿萨墓葬的漆盘是髹漆的饮食器皿，木胎，外髹黑漆，内髹的红漆现在仍然光亮。汉王朝对新疆的统一，促进东西方物资的交流，这件漆盘就是来自我国中原地区。（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彩绘泥塑武士俑和马，高昌郡时期（公元327-460年），鄯善县洋海墓地出土。
“衣物疏”是为死者记录随葬物品和祈求冥福的墓葬文书。这是北凉王且渠蒙逊的夫人彭氏的遗物疏。这种文书早在我国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当时称为“遗策”，直到汉代末改变；南北朝和隋、唐墓中时有发现，内容随时代不断丰富，是研究当时社会习俗重要资料。（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上图由左及右分别：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陶鼎和彩绘陶鼎、交河沟西墓地出土的彩绘陶罐、吐鲁番市巴达木墓地出土的木鸭。
下图左为延昌二十七年（578年）兵部买马用钱的奏文；黄地大联珠猪头纹锦为吐鲁番哈拉和卓墓地出土。
延昌二十七年（578
年）兵部买马用钱的奏文，原文残缺不全，不能通读，但大意十分清楚。文书开头以总续买马奏文事由，后面三名官员是负责画诺判刑之官，这三名官员都带有“将军”头衔。奏文上签署的官员，姓氏均与官衔连书，字迹与奏文内容一致，似出书吏之手，而各人的名字则与姓字稍隔一段距离，笔迹各不相同，应是各人亲笔签名。其中麴伯雅的署名笔势遒劲，在书法上颇具功力。麴伯雅时为世子，署官为中军将军，高昌王之子，公元601年继位。该文书长25.5，宽21厘米。（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上图由左及右分别：吐鲁番哈拉和卓墓地出土的延昌四十年（600年）傅子友墓表，交河沟西墓地出土的延昌卅五年（595年）康氏墓表。延昌年号有两个：一是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年号，始于公元512年四月止于515年十二月，三年多；另一个为麴氏高昌时期，麴乾固的年号，从公元561年始止于601年，共41年。
墓志是埋入墓葬中记载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迹的文字，由于志文之后往往附有韵文的颂铭，所以又称为墓志铭。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墓志铭一般多写刻于石或砖上，也有少量泥质墓志。这件出土于吐鲁番哈拉和卓的墓志铭为青灰色方砖（上图左），长36，宽18，厚4厘米。朱砂楷书。记录了死者傅子友的家世和生平事迹，生前为麴氏高昌官吏，官至明威将军、相上将，于麴乾固延昌四十年，即公元600年，卒于任上，死后追赠为殿中将军。（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上图的三足刻花陶盆，为吐鲁番木纳尔墓地出土。
上图可点击放大看，图中装在塑面木函中的是点心。
树纹锦敷面，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唐代西州的道路四通八达，向东有赤亭道、新开道，通伊吾，直达敦煌，直中原。西南行有银山道，直达焉耆，可再西行。从天山县往西，经阿拉沟口，可直抵通鹰娑川及突厥牧地。据记载，北向庭州的道路有七条，其中他地道来往的行人最多。道路沿线均设有馆驿，如银山道，从高昌出发，有安昌馆、天山馆、礌石馆、银山馆、吕光馆、盘石、张三城、新城馆，而抵焉耆。这些馆驿也是后勤供给基地，并设有长行坊、长运坊系统，配置马、驴、牛和牛车等。这些设置保证了东西方交通的畅通，使高昌成为国际贸易的大都市。（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上图为：伏羲女娲绢画，吐鲁番市巴达木墓地出土。
伏羲女娲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他们的图像往往被悬挂在墓葬的顶部。这件伏羲女娲绢画出土于吐鲁番巴达木墓地，高143
厘米，上宽110 厘米，下宽82
厘米。顶部微残，由三块黄绢缝制而成，呈上大下小的梯形，图中伏羲和女娲为人首蛇身。两人微微侧身，面部相向；相邻的两手相搭，上身相拥，另一手上举，女娲头梳高髻，手持规；伏羲头戴冠，手持矩，墨斗。两者的下半身均呈蛇形，互相交绕，周围满绘红白色圆圈，表示星辰。伏羲女娲位于日月星辰之中，既符合传说，又增加了神秘感。（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上图为：辟邪神兽，即镇墓兽，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镇墓兽是为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制作的一种冥器，放置于墓葬中镇慑“鬼怪”。称兽，其实并非实有其兽，而是古人想象中的神物。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这件镇墓兽高70
厘米。虎头，豹身，狐尾，在青灰色身体上，彩绘褐、蓝色圈点纹。瞪大的眼睛，张大的嘴内露出大而尖的牙齿，头顶及肩部插有板翼，显得凶猛威武。（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上图由上及下，由左及右分别为：陶水管，高昌故城采集；贞观十四年（640年）康业相墓表，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出土；开元十九年（731年）西州柳中县高宁乡籍，阿斯塔纳古墓出土；宋武欢墓志，唐显庆元年（656年）吐鲁番市木纳尔墓地出土。
鼓风管是用来连接鼓风设备和冶炼炉的管状工具，这是现知新疆境内最早的鼓风管。这件泥鼓风管已使用较长时间，嘴端烧成琉璃状，说明青铜时代的车师人不仅可以冶铜，制造铜器，而且在冶炼矿石中已经使用鼓风装置，冶炼工艺有了很大进步。（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上图斗拱，唐西州时期，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
上组图唐西州时期的文物木牛车、毛笔和男子图均为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开元通宝为吐鲁番市巴达木墓地出土。
上图为唐代安息、西州官府印谱。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印谱摹本。
上图唐西州时期文物由左及右为：彩绘泥塑马，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四足彩绘陶盆，吐鲁番木纳尔墓地出土；三足陶盆，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出土。
上图和下五图为唐西州时期的织物。
以上七图中文物均为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上图由上及下为：麻鞋和绢鞋，均为唐西州时期，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上组图由左及右为：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复制品），公元74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绢鞋，唐西州时期，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漆奁，唐西州时期，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葡萄纹铜镜，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漆盒，唐西州时期，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这件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的复制品，从这件文书中可以看出西州市场的盛况：这里有谷麦行、米面行、帛练行、□布行、采帛行、凡器行、铛釜行、驼马行、菜籽行等等，品种齐全。每种商品均分为上、中、下三种价格，档次完备。这些商品中有陕州、梓州、常州、益州等许多来自中原的物品。也有许多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还有的来自中亚各地，如诃梨勒、郁金香、丁香、石绿、突厥敦马、波斯敦父驼等。（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上图为三足刻花彩绘陶盆，唐西州时期（公元640-792年），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出土。
下图为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内壁画临摹画，分别为回鹘高昌王及王后的供养像。
九世纪中叶，回鹘人在高昌建立政权，史称回鹘高昌。回鹘实际上就是今天维吾尔民族的前身，他们生活在漠北，由于当时战乱而三迁，在当地佛教的影响下，归依佛教，历代高昌王及王后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建窟用于礼拜，并组织译场，用回鹘语言翻译大量的佛教经典。（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上图为柏孜克里克石窟内壁画临摹画：佛本行经变图
这种形式的壁画名为“佛本行经变图”，中间是身躯高达2米左右的大型立佛，佛像两侧绘天轮八部、金刚、菩萨、比丘、国王、童子等人物形象。根据不同内容加绘各种背景和道具，有的还在佛上方的左或右侧绘城池、宫殿、寺院、塔庙等。每一幅画面表现一个故事，一个个画面连续地绘在墙上，中间以花纹图案相间。回鹘高昌时的这种壁画数量多，最具代表性，不仅分布在柏孜克里克和胜金口等石窟，还影响了库车的库木吐拉和安西榆林窟。（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上图为《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制品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现存武威文庙。公元1209年，高昌亦都护归属蒙古成吉思汗。此后元朝政府在此设断事官、行尚书省、交钞提举司、宣慰司等。由于蒙古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内乱，东侵高昌，亦都护王室东迁甘肃永昌（武威）。碑文由元代著名文学家虞集撰写，元代魁章阁大学士赵士炎篆额，由礼部尚书、少数民族大书法家巙巙书写。碑文正面阴刻汉字概述高昌王家族的卓越贡献。背面为回鹘文，简述了回鹘民族的起源和发展，是研究回鹘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现存武威文庙。公元1209年，高昌亦都护归属蒙古成吉思汗。此后元朝政府在此设断事官、行尚书省、交钞提举司、宣慰司等。由于蒙古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内乱，东侵高昌，亦都护王室东迁甘肃永昌（武威）。碑文由元代著名文学家虞集撰写，元代魁章阁大学士赵士炎篆额，由礼部尚书、少数民族大书法家巙巙书写。碑文正面阴刻汉字概述高昌王家族的卓越贡献。背面为回鹘文，简述了回鹘民族的起源和发展，是研究回鹘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上图回鹘高昌时期文物：人物织金锦，鄯善县鲁克沁乡出土。
上图回鹘高昌时期（公元九世纪中-十三世纪末）文物，由左及右分别：绣花布囊，吐鲁番市哈拉相卓墓地出土；回鹘、汉文合璧经文抄本残页，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瓷碗，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
上图：回鹘高昌时期的绣花棉手帕，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
上图回鹘高昌时期文物弓箭为吐鲁番哈拉和卓墓地出土，芝麻和比丘头像为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
上图和下四图为吐峪沟石窟第44窟的原大复原场景。
44号窟修建于公元5世纪初的东晋北凉时期，一直延续使用至回鹘时期，现存窟内壁画均为北凉时期，回鹘人仅在门道描绘了自己的供养像。吐峪沟石窟位于火焰山吐峪沟峡谷内，现属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乡，西至吐鲁番市约60
公里，距高昌故城10
公里，古代称为“丁谷寺”。现己编号的洞窟有46个，其中第44窟就镶嵌在沟东的南端半山腰中。历经千百年沧桑，遭受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昔日的一些建筑和登窟的山阶已不复存在，现只见洞窟所处，地势高峻，攀登困难。第44
窟是吐峪沟石窟群中窟形完整、画面较清晰、色泽鲜艳、保存较好的洞窟。它是吐峪沟现存唯一的穹窿顶窟，从其洞窟形制、壁画内容、绘画风格来看，它又在该窟群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它对其他洞窟的断代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等问题的研究会有所帮助。（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这是乾隆六十年，即1795年，清王朝驻吐鲁番重要官员，集资铸钟而新立的钟记碑。发现于吐鲁番市东门附近。尾契是清代户部制定的买卖房地产的一种契约，规定必须填写清楚买卖双方的姓名、交易房地产数、用银数，并交纳契税。这是思得克买房的尾契，麻纸，高64.9.宽63厘米。汉、维两种文字，契约用汉文印刷，内用墨书汉文填写“布字一百六十五号”。另纸墨书维文10行，粘贴在印刷物的旁边。上钤红色印记三处，其中有新疆布政使印记。尾契中记载，吐峪沟业主思得克购买托胡提□园地价银十六两，并已纳税。（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上图为额敏塔在博物馆内的照片，下二图为额敏塔实地外景。
鱼和先生离开博物馆去了额敏塔，额敏塔塔周围建筑为后建的，周边还有吐鲁番郡王府、安乐古城，每一处都各自收费。鱼那天小气了，就没进去。额敏塔旁边另外还有座清真寺和墓地。
现在的吐鲁番郡王府是2005年为拍摄电视剧《吐鲁番郡王》专门投资500万元,根据史料记载基本按以前的维吾尔族建筑风格、布局和规模恢复兴建的。原郡王府在1933年被盛世才的军队放火烧毁。
台藏塔图片。
上图和下图为吐鲁番美丽巨犀化石。
这副巨犀化石是1993
年在修筑兰新铁路复线过程中,在吐鲁番东部的飞跃火车站发现的，新疆考古研究所和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共同进行了发掘，这是我国发现的唯一完整的巨犀骨架。这副巨犀化石体长约9
米，高约5 米，活着体重约30 吨。它生活在距今2 千4
百万年前的渐新世，是陆地上曾经生存过的最大哺乳动物。在大约2千万年前，青藏高原急剧隆起，吐鲁番盆地气候逐渐变干，适合巨犀森林草原环境渐渐被荒漠取代，最后美丽巨犀在渐新世末期绝灭了。（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文书是一种记录信息、表达意图的文字材料。古往今来，人们通过书写和制作文书来记录信息，利用传递文书来彼此相互交流信息，利用公布文书对公众发布信息等等。而考古上所指的文书则是指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所有文字材料。吐鲁番由于干旱、干燥、多风、少雨的特殊环境，为地下有机质物的保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目前的出土情况看，吐鲁番文书的历史涵盖十六国到宋元的各个时期，而文书的种类则包括信札、契约、佛经、衣物疏、药方等几十种，内容丰富。这里，我们精选了一批历年来在吐鲁番地区发掘出土的文书资料，其内容涉及到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古代吐鲁番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展厅分为：洋海墓地出土文书、木纳尔墓地出土文书、巴达木墓地出土文书、交河故城出土文书、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文书、台藏塔出土文书、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文书和吐鲁番征集文书，计八大类。由这些文书衍生出吐鲁番学。更多了解请看文后的有关链接。
近几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从民间征集了大量文书，内容包括各种名籍、契约、文卷、案卷、牒文等。许多文书的释读为我们研究吐鲁番历史增添了宝贵的资料。这件名为“交河郡客使文卷”的文书使我们对唐代的客使分类、客馆制度、来馆特别客使等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通过该文书还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史实：唐朝在天宝十年派高仙芝出兵怛逻斯的同时又曾派天威健儿赴碎叶对付反唐的突骑施，以减轻高仙芝方面的压力，从而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当时中亚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于当时西域历史的认识。（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
吐鲁番地区出土古尸陈列厅是最具神秘性和吸引力的展厅。这里展出的11具干尸，从春秋战国时期至清代时期的古尸，主要出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群和苏巴什古墓群、洋海古墓群等。（摘自百度）
吐鲁番学研究学院技术保护所所长徐东良介绍说，2004年在洋海古墓群西侧的斜坡墓地发现了一具进行过剖腹产的干尸。斜坡墓地分布在洋海古墓群西侧，年代要晚很多，属于晋唐时期。“当我们过去的时候，这具干尸已经被扔在了墓葬外面，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因为吐鲁番出土的完整干尸太多了，而这具干尸残缺不全。”徐东良说。但是很快，徐东良和他的同事们就发现，这具残缺的唐代干尸，竟然做过剖腹产手术，“刀口是横切的，缝合用的是马尾线，水平和现在差不多。遗憾的是手术没有成功，这个人最终因为剖腹产死了。”（摘自李亚楠的《丝绸之路文明的荟萃（你所不知道的一级馆）》）
中高昌王国侍卫军首脑人物张宁夫妇的干尸最为引人注目，由北京自然博物馆复原。
干尸厅还有一个特别的陶罐，形似棺材，却又比棺材小得多。徐东良告诉记者，这是纳骨器。粟特人去世后，将尸体放入“麻扎”（即墓地）等鹰啄食其肉，然后将骸骨捡拾出来置于瓮中。此葬法源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通常被称为祆教或拜火教。根据该教教义，如果把尸体埋入土中会使土地不洁，因此该教实行天葬。居于中亚的粟特人也信奉祆教，与波斯葬俗不同的是，粟特人虽然没有棺椁，但有收藏骸骨的葬具，即纳骨器，亡者身份不同，其材质也不同，民间多用石瓮或土瓮。（摘自李亚楠的《丝绸之路文明的荟萃（你所不知道的一级馆）》）
苏贝希村（又称苏巴什）位于鄯善县吐峪沟火焰山大峡谷最北端，“苏巴什”，维吾尔语意为“水的源头”（吐峪沟苏巴什河的源头）。村中有战国时期的苏贝希古墓群；有开凿于两晋十六国时期的苏贝希千佛洞。苏贝希是“新疆三大古文化”发源地之一。从苏贝希文化墓葬的发掘表明，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的这里先民们主要从事游牧，兼营农业。（摘自百度）
干尸展厅还有一些随葬器物展。上图由左及右文物分别木梳、牛角梳；彩陶碗、带溜彩陶罐，均为吐鲁番苏贝希墓地出土。图片左为号称“新疆三大文化”发源地的苏贝希墓地现场，右为干尸出土现场。
上图由左及右文物分别弓箭、铜匕首、箭、木盒、皮袋、木袋扣，均为吐鲁番苏贝希墓地出土。
上图中的图片为巴泽雷克女性尖角帽复原图。文物为出土的食品，它们大约是公元前3-5世纪制作，左边为奶酪，中间为面点类似饺子，右边面点类似月饼。出土地点为鄯善县苏贝希墓地。
上图左：公元574年康虜奴墓表；右：公元537年白拻奴墓表，两墓表均出自吐鲁番巴达木墓地。
泥偶公元6-7世纪，
上图由左及右，由上及下为：文书；公元4-5世纪的陶瓶骨灰罐；公元6-7世纪的木碗陶碗；公元627年宋住佛墓表；皮弓箭袋。除了文书和皮弓箭袋均为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上图由左及右分别为：木尺、木偶、篦子、木勺均为公元4-5世纪文物，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上图《庄园生活图》为吐鲁番阿斯塔那二区墓葬出土的壁画摹本
这张图位于墓室的后壁，长209厘米，高68厘米。画面可分为三大部分：右边为庄园田地，上方的“树”当为桑树，是高昌丝织业生产的基础；下方绘藤类植物，并墨书“蒲陶”二字，应是葡萄园；长条状的土地上，写着“田”字，是种植粮食或经济作物的农田。中央帐帷下的榻上坐着墓主人及其家眷；前方有“马”、“车牛”等；
上方日、月当空，北斗和三台闪烁。左边牧者放牧，骆驼、羊、狗随行；侍者舂米、酿酒、炊厨，……；主人的弓箭高高地挂在上方。完整、形象地描绘出墓主人的戎马生涯和庄园生活。
吐鲁番博物馆外还有新疆四史主题展，很好的一个图片展。将新疆博物馆和全国各地博物馆中的有关新疆历史的文物做了一个梳理。从历史讲起，又细化出宗教与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可点击放大图片观看。有些文物图片我等只能看图欣赏。
感谢朋友们和鱼一起在吐鲁番博物馆参观，下期乌鲁木齐红山公园、大巴扎与清真寺再见！
有关链接：
吐鲁番博物馆文书
（摘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贾应逸整理及撰写《吐鲁番博物馆讲解词》，鱼有删减。）
木纳尔墓地位于吐鲁番市东郊，地处火焰山西端山前洪水冲积台地，西临苏公塔。2004-2005 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文书18
件。内容有牒文、账簿、衣物疏等。这件文书名为“唐永徽六年五月西州诸府主帅牒为请替番上事”，
“番上”是唐代府兵制的一项内容，府兵制是古代的一种兵制，简单的说就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闲时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自古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府兵的主要任务是“番上”宿卫，也就是轮流到京师宿卫，而在吐鲁番出土的这类唐代文书则为“番上”的含义提供了新的资料，有专家指出，
“番上”，不仅仅指京师宿卫，同时还包括地方执勤。因此，通过对该类文书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西州府兵以及唐代的府兵制度也有着重要意义。
阿斯塔那古墓从1959年至今出土的文书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更簿、户籍、书信、辩词、衣物疏、案卷等几十种，涵盖了当时世俗生活的各方各面，对于理解唐朝吐鲁番的法律、户籍、社会生活和民族关系意义重大。从出土文书及墓志内容可知该墓地时代一直从十六国时期持续唐末宋初。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建立了与内地一样的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的汉文化教育，在这里得到推行。《周书.高昌传》说：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传授。因此，一些儒家典籍残本得以保存下来。1969年,阿斯塔那第363号墓出土了唐景龙四年(公元710
年)一名年仅12岁的小学生卜天寿抄写的《论语郑氏注》。郑注论语是唐以后就失传的一部书。该写本长538厘米，宽27厘米，内容为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注《论语》其中《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和《为政》的一部分。这几篇都是过去未曾发现或未曾完整发现过的，因此，该文书的出土在文献学上有重要的价值。它的发现为古代民间文、书法艺术以及训诂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是一件难得的文物珍品，因此被录入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台藏塔遗址位于吐鲁番市三堡乡尤喀买里村。始建年代为公元6～7
世纪（麹氏高昌时期），是当时著名的佛教遗址。14世纪末，察合台汗国统治者强迫高昌地区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之后，台藏塔逐渐毁破。本批文书是1996
年台藏塔遗址旁居民于塔东壁上方的洞内发现的，据当事人回忆，文书残片在原洞内卷成一卷，保存期间未经扰乱，因此应为同一时期文书，其中有唐永淳三年（684）历日，可以判断本批文书可能都为唐代文书。这些唐前期的历日，对研究唐代的颁布历日制度与社会意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980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柏孜克里克石窟进行维修时，在洞窟前堆积的废墟中，清理出了大量的古代文书残片，经过整理，加上正反面文书残片，总计在千件左右。佛经残片涉及面广，涵盖了佛经中经、律、论、密等部分，涉及佛经17部。在这批上千件的文书残片中，不仅有汉文、回鹘文、婆罗密文、粟特文、西夏文、等文字，而且还有部分汉文、回鹘文印刷本。汉文书写体有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这批文书的发现，进一步反映了佛经在我国历史上流传及发展演变的状况，揭示了印度佛教体系的组成以及佛经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过程及规律。这件“建昌五年己卯岁八月十五日记写，比丘义导书写”的《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残卷是这批文书中有确切纪年最早的一件。“建昌”为高昌国王麴宝茂的年号，建昌五年己卯正当公元559。据经尾题记，此经是应“白衣弟子康得受”修功德而写，写成后供奉给寺院，这个寺院应该就是柏孜克里克早期的佛寺。由此可推断出柏孜克里克佛寺的开凿，当在建昌五年（559）以前的高昌王国前期。文书内容多处与今写本相异，可作比较研究之用。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了百余件高昌王国时期的《妙法莲华经》传抄本，对研究吐鲁番地区当时的佛教文化，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有较好的保存价值，这件文书也已收录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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