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湜华《俞平伯的后半生》

知道俞平伯，是上大学之后的事了。当时在兰州大学任教（1983年调到福建师大）的齐裕焜先生开了《红楼梦》专修课，始知有大家俞平伯。后来系里延请俞平伯入室弟子吴小如来讲座诗经，对俞平伯的印象又加深了一步。记得吴小如先生大约连着讲了六、七天，每次两个多小时，不仅考据坚实，而且语言风趣，300多人的阶梯教室每次都坐得满满的。当时想，俞平伯的弟子尚且如此，那大师的学问则必定是深不可测的。直到后来的后来，才知道齐裕焜是吴小如的弟子，算来与俞平伯也是一脉相承了。

和我见到书名使得感觉不太一样，《俞平伯的后半生》不是俞平伯后半生的传记。作者与俞平伯算是世交，执晚辈礼，常与俞平伯往来，对俞平伯的状况有所了解。此书便是以时间为轴，用50篇独立的短文，把1949年以后俞平伯的部分生活、创作、交际及境遇呈现出来。

纵观俞平伯的后半生，虽有坎坷，但还算顺利。他受到冲击大约仅两次，一次是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胡适派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再一次就是1966年了。但对俞平伯这样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两次冲击都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社会地位及各种生活待遇仍保障得比较好。而难能可贵的，是俞平伯对生活中的这些波折有着很好的心态去面对。比如，对1954年的那场批判，俞平伯就认为不是没有道理，只是过头了，因为他也承认出版于1922年的《红楼梦辨》，的确是受了胡适的“自传说”的影响，但把这样的学术研究上升为政治问题，是过了头的。所以在运动当中，虽有压力，但还是能够正确对待，积极学习，深刻反省，接受帮助。而对1969年去河南信阳“五七干校”，俞平伯仍是平常心待之，期间日记多有劳动、生活、学习的简单记录，也有大量的诗作，而与后辈亲属的通信记录则更为详细。可以看到，住房条件差了，窄小破旧，其他都还好，而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在家搓麻线——还颇为自得，对邻里乡亲给予自己的关照心存感激。对这一年多的干校生活，俞平伯始终没有怨言，反而时有温馨的回忆，不知是他心胸阔达，还是虽然生活清苦而心情却是愉悦的。

俞平伯生长于书香世家，其曾祖父俞樾为同治时著名的诗人、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是著名的朴学大师，章太炎、吴昌硕等均出自其门下。传至俞平伯一代，则文气不衰，俞平伯在诗词、书法、戏曲等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是“新红学派”创始人之一，是清代朴学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在1954年被毛ZX点名批评，并由此掀起了一场批判运动，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名人。这样的人物，传记应该是有写头的。但对《俞平伯的后半生》，我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的。

国内外的人物传记前前后后也看了一些，觉得事实清楚是基本的要求。而以什么样的情感来写，是更为重要的事情。作家无一例外都有自己的情感，都会把自己的情感完全地投入到传主的身上。但感情的投入，不能影响对事情的客观判断，不能言过其实，不能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传主，不能搭传主的车卖自己的“私货”。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而如何才能既投入情感，又客观公正，这就需要作者既要弄清传主的思想、行为、情感、人际交往，也要弄清社会环境、政策导向、舆论氛围、人际关系等等；既要弄清传主对一时一事的态度、感受，也要弄清传主贯穿一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以至对人对事的态度。这很重要。这样写出的传记才不离谱，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例如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现在看来当然是错误的，但这错误是如何形成的，历史大背景是什么，俞平伯本人对此的态度是什么，按说这些应该交待得清清楚楚才好，但作者用自己的看法及情绪代替了传主的态度与情绪。好在在后面的小文中，作者无意中透露了1981年8月10日《新观察》第15期刊载的采访记录，有俞平伯自己对那场批判的看法：

有什么好谈的？我犯过错误。毛ZX 批评了我。文艺界批判了我。我的问题谁都知道。事情就是这样。

 ……

那次运动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过了头。……我的书写于1922年，确实是跟着胡适的“自传说”跑。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共产党，不知道社会主义，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可见俞平伯对这场批判运动的认识是相当的清楚，也相当的客观：一方面是“有道理”——自己当年确实是跟着胡适的“自传说”跑；另一方面是“过了头”——从毛ZX的“批评”到文艺界的“批判”。就俞平伯个人而言，受到批判，受到冲击，身心煎熬，其状可想而知。而有两点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一是俞平伯自己的心态没有大起伏，他是认真地学习，并确实认识到自己的学术思想受胡适唯心的东西影响比较大，并愿意改正。这是俞平伯能够坦然面对的一个思想基础，否则，他就会像有的学者那样消沉下去。而是他的社会政治地位没有变化，学术研究一如既往。1954年12月，在批判运动的当口，他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出版发行，而到1955年5、6月间，组织上便安排他参加江浙考察；7月又以人民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可以看出他在各个方面并未受到太多影响。

作家的价值，是要把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人生观传递给读者。而这种传递，是对人、对事的评判上，特别是对一些生活细节的态度上。读《俞平伯的后半生》，隐隐约约总有一种世家大族的优越感渗透出来。记得前几天读到的《一生充和》，张家姐妹的生母与继母，都生于名门望族，都是大家闺秀，据说当年生母陆英送嫁妆的队伍有几里长，但婚后上孝下慈，操持家务，并没有什么架子。作者王道对此给出的讯息是赞美，是欣赏，是觉得大家闺秀恰恰就应是这个样子。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价值观。俞平伯夫人也是大家闺秀，十年动乱中陪俞平伯吃了一些苦，尤其干校期间。虽没有专门记录她的状况的具体文字，但以其夫妻恩爱的情况看，俞平伯的状态其实也就是她的状态。俞平伯的文字中，只有一次记载夫人的不满，就是在干校，分配的房子太小，而对其“破”，却并未置一词，可见她的胸襟也是阔达的。倒是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他替俞夫人的抱怨，这抱怨里就有对“大小姐”做家务的不平。也许是作者与俞夫人熟稔的原因，也许是作者对那个时代的完全不认同，但在操持、劳作这件事上，要用出身门第说话，要违背传主的实际情感说话，总还是让人觉得不舒服的。

但瑕不掩瑜。总体来说，《俞平伯的后半生》还是一本史料翔实的著作，特别是因为作者与传主的特殊关系，有些特别的史实得以披露，丰富了人们对俞平伯的了解，这是很大的贡献。

我的一家之言，也未必全得当。《俞平伯的后半生》写得好不好，还得更多的读者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