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诗的形成及定型过程
(2020-05-31 17:26:09)格律诗的形成及定型过程
文/雪岭
中国古代对诗和骈文在声调、音韵、格律等方面的要求,是根据汉字单音节的特点而形成的。三国时魏人李登作《声类》,收字11520个,以宫、商、角、徵、羽分韵,以五声配字音。西晋陆机在《文赋》中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提出了字音的调配问题。南朝宋·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有“性别宫商,识清浊”的说法,已经注意声调调配,能够识别五声。南齐周颙作《四声切韵》,开始分别字的平上去入四声。到了梁代,历仕宋、齐、梁三朝的名公巨卿兼文坛领袖沈约,著《四声谱》,倡导声律理论。进一步用五声来调配诗的音节,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指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即要把宫声和羽声的字、浮声和切响的字互相调配。后来更进一步用五声来配四声。他又提出“八病”说,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前四病为浮声切响(即后来的平仄)的调配不当;后四病指双声迭韵的调配不当。不过“八病”说过于繁琐,连沈约自己也不能遵守。沈约所说的低昂或浮切,以及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所说的“声有飞沉”,都是两分法。四声怎样分为两种,在六朝时没有完全解决。对五声与平、上、去、入关系的解释,也存在分歧。
南北朝时期“永明体的形成,是由汉魏古诗发展到唐代近体诗的过渡形式,对格律诗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永明声律论的产生,既受佛学东渐,印度梵文佛经的影响,同时又受我国声韵学发展的影响,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学独立,文章骈俪化,诗歌进入自觉创作阶段的时代需要和必然产物。
“永明体”的声律规则,经过梁陈后百年间的实践,基本构成了定型的诗律格式,这是唐代格律诗的先驱。但那个阶段只解决了一联两句之间的声韵调配问题,而两个或两个以上律联间的声韵如何组合排列,却仍不明确。直到初唐,又经过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人的总结和实践,才以两个律联之间粘对规则的确立而获得圆满解决:一联内平仄相对,两联间平仄相粘,时而交叉,时而平行;音韵优美,节奏分明,形式整齐,回环不绝。至此,最终发展并定型为近体格律诗。这种格律运用到五言诗七言诗,就成为律诗。 它的特点是把句子分为音步,有双音步和单音步,如五言律诗的仄仄平平仄,就是两个双音步和一个单音步,平仄互相交错;七言律诗即在五言律诗上加一个平仄相错的音步。一联中的两句平仄相错,联和联之间的平仄相承。再加上双句用韵,首句可用可不用,中间两联对偶,这就构成律诗的格律。
唐初以来诗歌声律化及讲究骈对的趋向日益发展,律诗的最后成型是在初唐。“初唐四杰”创作了很多律诗,在促进律诗的成长和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与“四杰”差不多同时的杜审言,对律诗的形成与发展亦很有贡献。不过律诗的完全成熟,却是成于沈佺期及宋之问之手。沈、宋在以沈约、谢眺等为代表的永明体基础上,从原来的讲求四声发展到只辨平仄,从消极的“回忌声病”发展到悟出积极的平仄规律,又由原来只讲求一句一联的音节、协调发展到全篇平仄的粘对,以及中间二联必须上下句属对,从而形成完整的律诗。沈、宋的诗,讲究音韵对仗,力求形式工致,格律相当完整。中唐的独孤及在《皇甫公集序》中说:“至沈詹事(沈佺期)、宋考功(宋之问),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元稹更指出:“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序》)沈、宋以前,四杰中的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的律诗,前后失粘的还相当多,且多为五律。沈、宋使五律更趋精密,完全定型,如沈佺期的《仙萼亭初成侍宴应制》、《夜宿七盘岭》,宋之问的《麟趾殿侍宴应制》、《陆浑山庄》等;又使七律体制开始规范化,如沈佺期的《兴庆池侍宴应制》、《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宋之问的《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三阳宫石漴侍宴应制》等,内容虽无甚可取,但词采精丽,且数量较多,又大都合律,使律诗的粘对规律逐渐为一般诗人所遵守,影响甚大,为近体诗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自南朝齐武帝永明时期(483~493年)至唐初的沈宋,律诗的形成和定型大约经历了200多年。据此可以看出,一种新的诗体的形成并定型不可能短时间毕其功于一役,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