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朝通宝”和“大朝金合”钱不是年号钱，过去泉界对其铸主和钱文含义均有异议。倾向一致的看法认为其为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称“大朝”之后至忽必烈称帝之前期间（1206年—1260年）铸币。但据成书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的洪遵《泉志》记载，北宋李孝美所著《钱谱》一书（已佚失）已经著录了“大朝金合”钱。书中介绍：“此钱径寸五分，重十五铢。其文真书，曰‘大朝金合’，肉好背面皆有周郭。”若按李孝美《钱谱》成书的时间来推算，“大朝金合”钱至迟应铸于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8年）。由此，对“大朝金合”钱的铸主众说纷纭，辽铸说、金铸说、大唐安东都护府铸说等等不一而足。近年，不同材质、不同等级的“大朝通宝”钱和“大朝金合”钱多有面世，特别是与行用钱相对应的各种祭祀大钱也已相继亮相，实物实证可以为以往的争论画上句号了。
首先，钱背地张铸对蝠四桃阴刻纹饰是元代祭祖大钱的特定样式，而“大朝通宝”和“大朝金合”两种祭祀大钱都采用了这种样式。对蝠四桃阴刻纹样较早曾见于十六国夏所铸“大夏真兴”祭祀大钱，其样式是在穿孔两侧铸两只展翅对飞的蝙蝠，在穿上穿下各铸一对悬挂于绿叶枝头的寿桃。这种纹样后来唐朝使用较多，如唐初高昌国所铸“高昌吉利”祭祀大钱、唐懿宗所铸“咸通玄宝”祭祀大钱等。但五代十国时期各国均不再使用，只在辽“天授通宝”祭祀大钱上又得一见。直到元朝这种对蝠四桃阴刻纹饰才被再次启用，作为祭祖大钱的专用纹样，出现在元朝一系列年号祭祀大钱的钱背。仅凭如此，还不足以说明钱背铸对蝠四桃阴刻纹饰的“大朝通宝”和“大朝金合”祭祀大钱就是蒙元铸币。关键在于蒙元再度启用时对这种钱背样式做了改动。前述辽以前各朝祭祀大钱上的对蝠四桃阴刻纹饰穿上穿下的两对寿桃都是相同姿态的图形，桃枝在上，一对寿桃悬挂在下面。而蒙元祭祀大钱上的对蝠四桃阴刻纹饰穿孔上下的寿桃是对称图形，桃枝都在穿孔一侧，一对寿桃都在外缘一侧。这种形式的对蝠四桃阴刻纹饰成为元朝区别于其他朝代祭祀大钱的独特标识。所见“大朝通宝”、“大朝金合”祭祀大钱钱背所铸对蝠四桃阴刻纹饰皆为蒙元的独特样式。说明元朝修改的这种独特钱背样式即发端于铸制“大朝通宝”或“大朝金合”钱币之时，成为元朝后来年号铸制祭祖大钱所遵循的祖制。至于《泉志》所说“大朝金合”，我们无从考证，更难坐实。至于“大朝金合”钱币名称，笔者认为还应从宏观意义上来考虑。“金”者，财富也，“合”者乃聚合也，所以“金合”即为聚合天下财富之意。
自行车泉友集藏的“太夏真兴”背对蝠四桃纹外郭十八蝙蝠纹大钱，直径72.6毫米
翠海金湾泉友集藏的“高昌吉利”背对蝠四桃纹外郭蝙蝠寿桃纹大钱，直径72.3毫米
涅祁之重圜泉友集藏的“咸通玄宝”背对蝠四桃纹外郭缠枝迎春花纹大钱，直径72.6毫米
爱上泉之恋泉友集藏的“天授通宝”背对蝠四桃纹外郭灵芝仙草纹大钱，直径72.2毫米
笔者集藏的“大朝通宝”背对蝠四桃纹外郭十福来聚纹大钱，直径96.2毫米
笔者集藏的“大朝金合”背对蝠四桃纹外郭蝙蝠送财纹大钱，直径96.4毫米
笔者集藏的“至元通宝”背对蝠四桃纹外郭繁盛芍药花纹大钱，直径96.0毫米
笔者集藏的“大德通宝”背对蝠四桃纹外郭六蝠翔集纹大钱，直径96.0毫米
笔者集藏的“延祐通宝”背对蝠四桃纹外郭八方聚福纹大钱，直径96.0毫米
（以上图片选取于互联网，特向发布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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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21 14:4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