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的现代价值

    —— 苑利：从《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说起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的为期8年、出产成果上千卷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没有先例。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中的我们，能参与到这一重大的文化复兴工程中来，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样一个难度极大的工程，做不好，不但愧对先人，还会贻误后代。半年前，我为此事拜访冯骥才先生时，冯先生曾和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我们来说，这也许是最后一个机会——现在我们能搜集到多少，整理多少，刊印多少，我们的子孙就能看到多少，得到多少，享用到多少。”

那么，到底什么是民间文学？为什么我们会举全国之力，去搜集、整理、出版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呢？

我们所说的民间文学，是指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创造，并在民间社会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至今的口头文学作品。因为产生并流传于民间，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民间文学”；因为口耳相传，我们又把它称为“口头文学”。这就限定了我们的搜集、整理、出版的范畴。首先，它必须是民间的。其基本标志之一，就是没有作者，没有署名权。民间文学是一种公共资源，是一种最传统的公共文化。至于“打擦边球”的部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次，它必须是口头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特点，人们很容易把它与作家文学区分开来。当然，随着文化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口头文学已经被印刷成册，但从骨子里说，它的基本属性、它的表达方式，基本上还是“口头”的。也就是说，即使已经整理成文本，其文本的源头也应该是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作品。

那么，作为国家基础性文献出版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所收录的民间文学作品究竟具有哪些价值呢？我想，其价值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

劳动人民口头创作

民间文学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具有极强的“草根性”，是一种最能代表中国大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审美观的文学表达方式。

譬如在叙述结构上，民间故事常常采取三段式结构，即一个故事常常通过三次重复，来一步步推进情节的发展。这种叙述模式慢慢变成一种文学表达形式上的“套路”，并影响到后世的俗文学和作家文学，使中国文学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如《三打祝家庄》《三进山城》《三顾茅庐》，采用的便是这种叙述“套路”。那么，如果向上推，影响这一“套路”的哲学基础又是什么呢？是道家哲学。《庄子》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另外，在故事的起承转合上，民间文学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如故事的开头，常常用“在很早很早以前”，引出故事，一下子把听众带入遥远的过去。而在转移话题的时候，常常用上一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引出与之并行的另一个故事。结尾更加简单，一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既结了尾，又做了扣，一举两得。

譬如在表达方式上，说书人也有他们的套路。讲到饭菜丰盛，随口就会说道：“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说到某人聪明，就会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自比管仲乐毅之贤，抱膝危坐，笑傲风月，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说到市井热闹，就会说“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僧门两道，回汉两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做买做卖，骑马坐轿，推车的，担担的，锔锅的，补罐的，卖针的卖线的，卖葱的卖蒜的，应有尽有”。说到武器之丰，又会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镋棍槊棒，拐子流星；带尖儿的，带刃儿的，带钩儿的，带刺儿的，带峨眉针儿的，带护手盘的，带绞丝链儿，扔的出去的，拉的回来的，十八般兵器”来表达，这些集成电路块般语言模块抑扬顿挫、通俗易懂，深受百姓欢迎。

由于民间文学都是凭借口耳相传的，是有表情，有动作，有表演的，所以，表达起来也就更通俗、更生动、更风趣、更幽默，也更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评书艺人、故事家口中说出来的故事、传说、评书、评话，其生动程度都远远超出书面文学，这正是口头文学的过人之处。俗话说：“看书不如听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以活态形式继承

民间文学是祖先在历史上创造的并以活态的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古老文学，故有很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这一点也是当代创作无法提供给我们的。

如神话是远古人类创造并传承给我们的。这些神话包含大量的远古文化信息，是我们了解远古社会的重要窗口。如神话《女娲补天》中，一句看似并无什么特别意义的“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便透露出了在女娲时代就已经发现冶炼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民谣》中，一句“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下成都府”的民谣，一下子就破译出了明末起义将领张献忠兵败后的藏银之所，使中国考古界破译了明末起义将领张献忠藏银之所这个长达数百年的未解之谜。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民间文学的历史认识价值。

在不同语境中，人们对民间文学历史认识价值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通常来说，在有文字民族中，由于有正史的存在，民间文学的历史认识价值大有“走低”趋势——至少我们看到的诸如《李白的传说》这样一类传说中，便有了更多附会成分。但在无文字民族中，民间文学仍有极强的录史功能。在大理白族地区，当地老人在给我们讲述《火烧松明楼的传说》，看我们似信非信时，特意提醒我们，这不是故事，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事”。可见，至少在无文字民族的眼中，他们的历史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加以传承的。在中国的56个民族中，除汉、回、满三族使用汉字外，只有蒙、藏、朝、维等12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字，而剩余的近40个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通过他们的口头文学——他们的史诗、叙事诗，他们的传说、故事、神话实现世代传承。所以我们说，我们正在搜集、整理、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基础性文献，具有很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即或在有文字民族中，识字的与不识字的人群，在接纳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接纳渠道也不尽相同。譬如中国虽然历朝历代都有史官，也都有史书世代相传，但在不识字的平民、市民、农民那里，他们的历史知识并非来自文化人熟知的《史记》《汉书》，而是来自《三侠五义》《七杰小五义》《白眉大侠》《隋唐演义》《封神演义》《明英烈》《薛家将》这种大部头说书以及形形色色的传说、神话、史诗、小戏。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在细节上虽不如正史准确，但人物生动，情节有趣，更容易成为普通百姓了解历史知识的重要窗口。

地域文化的独特性

民间文学同时还是地域文化的代表，是中国地域文化独特性格的集中体现。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环境不同，它所孕生的文化也会呈现出很大的不同，从而造成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独特的地域文化，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好好继承。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有很多时候是通过民间文学呈现出来的，故民间文学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标志性文化。

何为“地域标志性文化”？打个比方。比如我们拍电影，镜头从左向右摇，镜头里是满目的青山。这时我问你：“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你肯定不知道。但镜头一边摇，一边《沂蒙小调》响起，你马上知道这是到了山东沂蒙；如果《海菜腔》响起，你马上知道到了云南石屏；如果《信天游》响起，你马上知道到了陕北。而这《沂蒙小调》《海菜腔》《信天游》就是民间文学。为什么？因为上述民歌就是这些地方的地域标志性文化。如果镜头一边摇，一边《老鼠爱大米》响起，你还知道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吗？显然不可能知道。这就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区别。民间文学可以代表一方文化，而作家文学代表不了，因为只有民间文学属于特定地域的所有国民。民间文学是各地百姓创造并传承下来的属于自己的文学，地方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泰山的传说》只属山东，《黄山的传说》只属安徽，《华山的传说》只属陕西。人们不可能因为喜欢，就把它当成自己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各地方政府梳理好自己的本土资源，为地方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积累后劲儿。

劳动人民智慧的总结

民间文学也是劳动人民生活智慧与生产智慧的总结。

劳动人民的智慧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加以传播和展现。但在这其中，民间文学似乎来得更加直接。

譬如民间谚语就是一种民间智慧展现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农谚中有这么一句话：“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四伏种荞麦。”反映的就是农业生产与农时的关系。倘若违背农时，其结果必然是“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在农谚中，气象谚所占有比例相当高。在气象谚中，有些是短时段的，如“水缸出汗蛤蟆叫，不久将有大雨到”“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不久就来到”“西北恶云长，冰雹在后晌”“雷公先唱歌，有雨也不多”。有些是长时段的，如“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讲的是通过八月十五，即能判断出半年之后正月十五的气象变化。在民间还流传有许多艺谚。这些艺谚反映的是从艺者的学艺规律。如“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艺多不压身，用时才随心”“艺多不胀肚，多学没坏处”“艺高不搅戏，搅戏没高艺”，讲的是艺人练功与成功的关系，“千军万马，就是咱俩”讲的是民间说唱在表演上“一人多角”的特点。“学会《大西厢》，手艺不会糠”，讲的是通过能否唱下《西厢》，判断该艺人水平高低的选角经验。在匠人社会中艺诀也不少。如“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讲的是手艺的重要性；“立木顶千斤”，讲的是“立木”在结构上的重要性。

当然，民间智慧有时也会通过个人亲历故事体现出来。这类故事在狩猎民族中流传最多，是猎人传递狩猎经验的重要渠道。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的第一部田野手记《后狩词记》就记载了很多关于猎取野猪的故事。

民族精神与优秀道德的体现

民间文学还是民族精神与优秀道德的重要体现。

社会的发展仅仅有经济的推动远远不够，还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做支撑。民族精神以及这个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动力，也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而充当着民族精神与传统道德“教化者”之重要角色的，正是我们的民间故事家以及各种各样的民间艺人。他们通过一个个故事在普及历史知识，讲述中华传统的同时，也在继承古代“高台教化”传统的基础上，用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一个个可歌可泣的人物，表达着自己的爱憎，教化着底层民众，濡染着文明世风，践行着弘扬民族精神、宣教传统道德的重要使命。故艺谚一直有“说书、唱戏劝人方”“一世劝人以话，百世劝人以书”的说法。

在民间社会中，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与优秀的传统道德，正是通过一则则民间传说故事，一出出民间说唱实现代际传承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作家文学相比，民间文学可以通过最通俗易懂的方式，渗入底层社会，从而弥补书面文学所永远流淌不到的文明死角。

《杨家将》《岳飞传》《响马传》《明英烈》《包公案》《大红袍》《刘公案》《封神榜》《济公传》中代表正义力量的忠臣、清官、侠客、义士、孝子、贤能，深深地影响了天下百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在培养爱国主义思想、除恶济贫思想、清官政治理想以及惩恶扬善的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家创作的重要源泉

民间文学既是作家创作的重要源泉，同时也是作家文学通俗化的重要传播者。

民间文学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可以为作家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来源于民间创作的。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便来源于《三国志评话》，而《三国志评话》又来源于散布三国各地的《三国传说》。这一传统不仅古代有，在当代也颇为流行。如十几年前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即源于民间故事《宰相刘罗锅的传说》。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曲调即源于越剧。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主题曲《好汉歌》的曲调即来源于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民谣。而北京穷开心乐队所创《穷开心》“小小的人儿啊风生水起”，即来源于街边卖十三香老人所唱“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可以说，历史上和与当下社会有太多的文学艺术家，都是喝着民间文学的乳汁长大的。

民间文学的另外一个功能，便是作家文学通俗化的重要传播者。在中国历史上，并不乏作家创作的鸿篇巨制。但这些鸿篇巨制基本上都是通过书本这样一种形式加以传播的。在受教育率并不高的传统社会中，这种传播的影响力极其有限。也许是民间说唱艺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将看到的作家文学作品，改编成通俗易懂的说唱文学，并在民间广泛地传播开来。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施耐庵的《水浒传》、曹雪芹的《红楼梦》、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几乎都有通过民间说唱将其通俗化的过程。更有甚者，许多名家名著还被改编成了用少数民族语演唱的民间说唱。如蒙古族说唱《泣红亭》，便是典型的一例。它改编自曹雪芹的《红楼梦》，但所呈现出的却是蒙古族大草原上的贵族生活。民间文学的通俗化，有力地促进了作家文学在民间社会的广泛传播，为作家文学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9年第21期《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