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开止痛片，这种病没更好的办法。”医生同情地说。

厂医院是座孤零零的单面筒子楼，檐前是马路，楼后是道长满荒草的土岭。一楼几间房门大开的是门诊，尘土飞扬的马路上就能看见里面穿白大褂的医生，二楼是住院部。

从半山的厂房翻山越岭下到这里，我走了半个小时。

我站起来说：“那就不必了，止痛片没一点用。”

他说：“等等。我去看看那个中医在不，他会针灸。”

得上偏头痛已五六年了，这是种药石罔效的怪病。每年几次，少说一个月，甚至更久。疼得教人抓狂，寝食难安。厂里造得出国之重器的军用飞机，却对这种疼得教人六神无主的小病束手无策。

中医是个面色晦暗的中年人，没穿白大褂。他的诊室一样晦暗，不禁疑心是不是个自学成才的蒙古大夫。

他这里那里扎了十几根针，又用拇指在我眉间捋了几下，彷佛很有把握地问：“是不是好点儿了？”

我说是，出了门没走几步，又疼起来，比针灸前还疼。

两天后我又来医院，只是绝望中的一种下意识反应。

接诊的是个白净的眼科大夫，上海女人的身材，上海女人的面孔，几粒淡淡的雀斑。再听说话，果然是上海人。检查后照例开了止疼片和维生素B12。

正欲离去时她叫住我，说用普鲁卡因做个封闭也许有效，不知我愿不愿试试。

想都没想我就同意了。她取了药水、注射器，敲开安瓿，把药水抽进针管。

这才想起问封闭是怎么回事。她说从眉尖一端扎入，顺眉毛一直朝里扎，完后一边退针一边推药，让眼眶的神经浸润在药水里。

听完登时大骇，本来已疼得够呛，若像上回针灸那样无效甚至更糟，就又被人拿我练了回手。

我说：“我先上个厕所。”

她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微笑着点点头说：“快一点啊，我举着注射器呢。”

刚出门我就一溜烟跑了，心想往后决不再痴心妄想谁能给我治好。

两天后再去门诊，遇上的又是她。

她说：“怕打针的来了。”

我想说不是怕打针，是怀疑她的医术，倒也没说。

另一个大夫问怎么回事。

她说：“上回药都抽好了，等了半天不见他人，才知道逃走了，白白浪费了一针药。我还当你再不来了，怎么，想通了？”

我红着脸说：“不是逃，是临时遇上个人，说完话忘了。”

她说：“好吧好吧，这回别跑就成。”

我深知此情此境，什么不说最好。

细细的手指软软的，凉凉的，在我眉上轻盈擦过，正等着那一下扎入的刺痛，她说好了。

我有些意外，摇摇头，那里已变得木木的，但确实不大疼了。

她把注射器放回腰子盘里，笑着问：“是不是又过了人生一关？”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说：“真的不怎么疼了。”

出门后我仔细感觉，疼痛仍在不断稀释，像化成了轻烟一点点飘散，十几分钟后全不疼了，直到现在再没犯过。

我曾把这个疗法力荐给遇到的每一个偏头痛患者，无一采纳。那就活该疼着吧，反正我尽心了。

此后几年里几乎没去过医院，恢复高考又离开了那里，便再没见过她。不知她是否也离开山区回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