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解决语言乃至认知困局的方法是要让哲学中的问题回归到一个基于事实的解释，但如何能回归事实需要摆脱语言的干扰，则必须从思想根基处入手，这使得分别语言与事实作为公共性为代表的【本质主义】和【事实求是】的观念差异首先表现在文化上，出路则在于文化的融合。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不淡定了，因为我们平时获得的大量知识并非来自直观经验，而是通过语言交流中获得的，如果语言是对事实的扭曲和偏离，那我们岂不是被谎言包围了，这俨然一个无法反驳的事实，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使用语言？其实要是玻璃心的话，早在我们前面讨论【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崩溃了，因为所谓【存在】其实都是幻象，我们活在自己编造的认知想象中，这是任何逻辑都无法找补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存在】的话我们靠什么去认识世界，这里同样如果没有语言我们靠什么去与同伴交流，话说回来其实是我们自己要认识世界，是我们自己要去呼朋唤友，如果没有存在和语言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虚幻和谎言？实际上无论是知识的存在还是语言，都是我们进行实践的工具，这些工具在满足我们需求的同时也具有不可调和的缺点和副作用，我们要让这些工具继续为我们服务就得包容这些副作用，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容忍这些假象和扭曲的蔓延，而是尽可能去了解这些工具背后产生的条件和工作原理，使之为更好的我们服务，以及预判其副作用的发生，避免带来严重后果。

从前面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到，语言的副作用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虽然语言表达对于事实的扭曲一直都存在，但解读者也可以对这一表达的内容进行实践，建立自身实践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表达所产生的偏离可以通过实践经验获得补充，从而使知识回归事实，语言至少为解读者提供了一个实践的前提，就这点来说就足以说明语言作用的正向意义；之所以造成难以化解的误解，通常是因为语言所指向的内容得不到事实的验证的情况下，一种由形式逻辑自洽所营造的公共性表达掩盖了事实从其本身表现出的【真相】。问题在于对哲学来说，有哪种形式能够称为事实的真相呢？从我们前面的讨论来看，作为知识来源的【现象】不具有相关性，因此无法构成知识；构建知识基础的【存在】其实是一种想象力的产物，它需要通过不断的获得更多的表象形式去维持其作为事实依据的可靠性；实现知识公共性的语言无疑是能获得更多表象的一种重要途径，但是作为公共性工具的语言又存在对事实进行扭曲性重构的问题……我们发现知识的每一个转变都能在某方面获得实践能力的提升，但这种提升的同时也在使我们远离事实本身，直到有一天我们的理解完全脱离了可直观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思想从此摆脱了事实发生对我们的影响，只要是认知能力所能企及的形式，事实就会在知识中表现出它的不确定性，只不过在不同知识阶段的表现方式不一样，现象表现为流变，存在表现为虚构，语言则表现为偏离，而哲学永远要在知识中去面对那些不确定性产生的问题。那最奇怪的一件事反倒是在前面的讨论中，为什么我们恰恰解释这些问题的发生呢？

毫无疑问我们的讨论同样是在使用语言，凭什么认为前人的语言就遭遇了【鬼打墙】，而我们的语言就能拨开迷雾去解释了事实的真相呢？这里我需要郑重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的解释并非对事实真相有所直观，只不过是根据先验学原理把问题发生的各种表现以及我们对自身思考方式的理解还原为一个规则系统的客观实体，并严格的遵循特定的作用方式对接这个规则系统，使之表现出相应的实践属性，从而解构了哲学中各种矛盾的发生，得到了一些还算合理的解释，仅此而已。那可能有人要问了，这个规则实体显然也是语言的虚构，并非事实本身的样貌，那我们对其进行构建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千年来的前人都想不到这个方法？对此我无法通过严谨逻辑去证明这种方法是绝对可靠的，但是对于为什么我们能够解决当下问题，以及这种方法为什么别人想不到，倒是能提供一些解释。要知道当今大多数哲学前沿问题究其根源，其实都是来自西方哲学思路的一种【本质主义】倾向，本质主义的意思是任何发生都能在逻辑上归结为某种本质所造成，所有的问题都能找到一个本质因素去进行解决，人们追求真理其实就是要挖掘决定事物发生的内在本质，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人们都容易相信一个【神】作为世界的内在主宰，语言逻辑恰好迎合了人们这种对本质的想象，【本质主义】和语言逻辑的特性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追求本质的语言方式在公共性中更容易获得理解和认同，这种作用无疑放大了语言的扭曲作用，带来的强大路径依赖，从而陷入一个不能自拔的逻辑怪圈；而我们这里的讨论虽然是在探讨西方哲学的问题，但并非在追问一个本质，而是在力求还原事实本身，从思想根源上说这是一种来自中国文化秉性的思想方式，叫作【实事求是】。

前面我们说到知识的公共性其实有两种渠道，一是来自由概念构成的先天，或者叫天赋观念，本质主义就是基于天赋观念所构建的公共性进行逻辑推演；而另一种公共性渠道则是事实本身，对于一个事实发生在认识上可以有不同角度，在逻辑上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其发生本身则是任何人无法完全掩盖的，【实事求是】的意思是说我们总要根据事实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做形式判断。这是一种方法，但我们不简单归结为一种方法，而将其作为作为一种文化秉性，即只有某种文化才特有的思想方式，因为这种方法本身代表了一种取舍，实事求是在一定程度上是牺牲形式逻辑的。这里我们讲一个《资治通鉴》中的小故事，说有个叫公孙龙的人非常善辩，孔穿（据说孔子的后人）跟他辩论都辨他不赢，后来有好事者让孔穿评价一下公孙龙的水平，孔穿说：他（公孙龙）的理论能证明人长出三只耳朵来，而我反驳不了，但是你见过谁会长出三只耳朵来？所以我只能敬而远之。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违背了事实的理论，就算辩才（形式逻辑）再强也没有讨论的意义。老实说在这个故事的叙事方式是有失公允的，今天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们当时具体讨论的是什么，而辩论中经常会举一些脱离常识的例子，不代表辩论本身没有意义，但古人就是用这种讲述方法去宣扬和强化一种价值取向，告诫人们思想和语言必须基于事实本身，而不要看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从中表现的是中国文化向来讲究【眼见为实】，【实践出真知】，【事必亲躬】才有发言权……用语言或者操弄形式去掩盖事实本身的行为都是下作小人才干的事情，或者是摆不上台面的【奇技淫巧】。

这里我们将【本质主义】和【事实求是】作为一种文化差异性的对立面来进行述说，并不是说本质主义一定背离事实，实事求就不讲逻辑，所谓文化差异只不过是不同群体间，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实践下，对一些基本问题更愿意接受哪一种结果的价值选择而已，这种选择无法说谁一定是对的或者错了，但表现出来的思考方式是对具体方法的各有取舍。比如我们前面讨论知性的【存在】问题，基本上是围绕西方哲学思路进行梳理，为什么不从中国文化的思路进行讨论？中国文化中没有【存在问题】，但是存在问题必须以本质主义观念即【存在者和可思维者同一】作为前提所产生的困惑，中国人天生认为两者并非同一，当然就不会对此有疑问，但要站在一种长远的结果角度来看，会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很通达，几乎没有人对【存在】本身感到困惑，事实在那里是谁都能去直观的，不懂什么是存在那就多去了解一下事实；但从另一角度看，则是缺乏对认知的公共性基础规范，每个人都基于自身对存在的理解，别人如何理解事实对事实本身并没有影响，所以我也就不关心别人怎么认为，从而根本断绝了普遍话题的公共性追问；不过这并不代表中国文化对认知内在因素对认知的影响没有察觉，在佛教传进中原以后文人们也开始对认知世界存在是心是物的问题也展开过非常激烈的讨论，不过讨论的焦点通常停留在对人感知能力的怀疑上，表现为一些风花雪月的亚文化灵感，并不上升为对理性的觉悟；对于形而上（信仰）问题，中国文化通常采取一种【存而不论】的超然姿态，即对公认的事实不去做过多语言上的解读，认为一切发生都有其冥冥天命（自然规律），这种理解非西方那种【本质】或者被【神】主宰的意义，更多是一种对不可知不可抗自然力的随遇而安，人可以积极的想办法解决自身的困境，但拒绝强行规定这些力量背后的超自然原因，避免陷入【怪力乱神】。

【实事求是】不代表不注重公共性，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事实本身具有公共性，但不体现在知识形式上，而在于对行为规范的道德要求，之所以如此可以理解为只有行为才是构成事实本身的一部分，而知识语言不构成事实本身，所以要【听其言观其行】；进行讨论不讲究形式逻辑，但不是不讲逻辑，而是逻辑要以事实发生为基本依据，体现在讨论中经常是通过列举一些公共事实的比喻，来使人们对当下问题进行一种【意会】，而不是对公共认可的概念进行形式推演的【证明】，前面讨论逻辑的时候我们也说过除了形式逻辑外其实还有一种内容逻辑，不过其可靠性无法脱离后天经验而且通常不成体系，所以没有深入讨论的价值，但并非没有实用意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文化中确实没有一种严格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因此也没有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科学的真正强大之处不在于其实用性，而在于其提供了一个公共性的知识平台，人们只要通过相应观念的学习掌握就能够对几乎所有实践领域提出知识拓展，中国文化中虽然能够基于事实的变通而在实践中掌握了不少技术经验，但很难找到其内在的系统性和相互推论的关联性。而与之相对的西方【本质主义】思想，则凭借科学强大的知识规范所体现出的实践能力，在大航海时代所提供的重大机遇下，通过积极试错终于迎来了生产力技术的全面飞跃；中国文化也曾面对过航海机遇，但是过于缺乏基于公共性理性的扩张诉求，以及对试错态度的政治谨慎，错过了这一机会，迎来了百年屈辱历史，不得不说【没有问题】暴露了巨大问题，这是中国文化自身需要做深刻反省的地方。

文化问题非常复杂，我只是根据我的个人印象进行一种综合描述，可能有人觉得这里的阐述不严谨，甚至可以说是牵强附会，文中所提到的那些作为文化秉性的举例非常片面，很容易找到反例，比如孔子讲【克己复礼】，历史上也有【因言获罪】的案例……这些做法看起来更尊重公共性而非实事求是。对此我前面也说过，文化秉性只是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出一个选择性出发点，但是要面对现实问题的表现是有多方面的，当公共性问题也成为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人们在找不到相应事实依据的时候就不能完全忽视公共性的作用，而表现为对形式本身的过度执着，称为【形式主义】，但究其内在是把形式作为事实本身，并非将形式作为本质进行推演，跟形式逻辑没有关系，而仍然是实事求是思想的一种延伸；就像我们说西方哲学的讨论中也会有一些违背【本质主义】主流观念的支流，人们会提出一些希望回归事实本身的哲学观点和思路，比如【唯物主义】、【存在主义】，但要站在【实事求是】立场去解读这些观念是完全解不通的，其内在仍然是形式逻辑，需要以本质主义为出发点。这里我们提出作为文化秉性的讨论并不需要事事与所有的文化现象对齐，而是基于先验学角度提出的文化现象背后的一种发生原因的解释，如果有人有兴趣对其进行追溯可以探讨，不过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进行深入，不说这不是这里讨论的主要问题，而且以我个人的学识完全做不到。

中国文化在遭遇了重大挫折之后，开启了全面拥抱西方文化的进程，其中包括遵循西方文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建立西方意义的现代化工业、农业、教育、文化、传播以及行政治理机构等等，出于实事求是的秉性，中国文化对于一些能在事实上产生效果的技术观念都非常乐于学习，对科学同样是爱不释手，但随着学习的深入，观念与文化根基发生根本性冲突，就会陷入一种作为【后发型现代文明】的困境。因为在组织结构中大量照搬了西方文化，却并没有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础，当组织运作涉及到文化根基的时候就会产生思想断层，就拿我们讨论的哲学来说，西方哲学是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但其发展过程实质上是【试错】，需要从一个服务与公共性的命题但在事实上很非常荒谬的出发点开始推论，西方哲学就是从【语言概念与事实等同】的理念开始的，这是造成西方哲学内永远有克服不了BUG的深层原因，但作为一个学习者如果不去经历这些BUG就无法融汇贯通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不了解西方语境中独特的逻辑设定比如【神】；但要进入这个体系就意味着被降智，现在还去相信那种荒谬观念不是脑袋有坑吗？这根本就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而我们能面对这个问题的方法也不符合西方哲学的思路，不接受这个思路就无法进入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这就导致了一种非常畸形的学术现象，学术机构为了维护对哲学正统的公共解释权而不得不去维护一些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荒唐观念，不断纠正那些对西方哲学思路的质疑，客观上也不能说这种工作毫无意义，因为确实有很多质疑都是缘于不懂，只不过对于他们而言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远大于对哲学问题本身的思考，也就难以有哲学上的创造，成为西方哲学的复读机。这就使得尽管具【实事求是】文化天赋的人不在少数，但要讨论西方哲学面对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还需要冲破组织障碍。

当然说这些也不是想批评谁，还是为了解决问题，前面说中国文化中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这点我没有异议，但跳出哲学从一个更高维度上看，中国文化有其面对不确定性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安身立命的普遍信仰，这些都是构建哲学的基本要素，所缺乏的只是一种在语言公共性上将其一以贯之的表现途径；西方文化在这方面确实有领先优势，但要看到这个优势与其自身遇到的思想瓶颈也是密切相关的，当我们充分掌握了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站在中国文化的视角深入西方哲学问题，他们的困境其实就卡在过于急功近利的形式逻辑的操弄，脱离了事实目的实现而陷入了工具的虚妄。对此我们的思路是需要找到一种能够切实回归事实的方法，先验学就是围绕着事实进行思考的方法的体现。可能有人要问这种方法是属于西方哲学还是中国文化的思想？我想说都是，思想的进步需要交流融合取长补短，不能唯西就排中唯中就排西，无论哪个极端都只会让思想的路越走越窄，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先验学提供了一种解决当下哲学问题的思路，而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则是为思想的呈现提供一种通往语言公共性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