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春华、林莉

中国教育越来越幼龄化，人才质量却在下降

中国教育正呈现出一个显著的吊诡现象：一方面，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心理作用下，学生开始学习知识和掌握技巧的时间一再提前，小学中学化，幼儿园小学化，勇往直“前”，恨不得提前到娘胎阶段，留给孩子们用于玩闹的时间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大学对招进来的学生评价越来越低，不得不下大力气去补基础教育落下的“功课”，纠正基础教育的偏差，重新培养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和科学素养。

教育是一个连续的接力赛，前一棒的任务没有完成，后一棒就不得不先把前一棒的“旧帐”还上，才能启动自己的赛程。但现实往往是“旧账未了，新帐又来”，高等教育自身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也需要大学提供更强有力的解决方案。

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非均衡，根本原因在于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事实性下降。延续了数百年的“学历＝能力”公式似乎受到现实社会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

教育面临严峻挑战：学生不会提问题！

首先，学生越来越不提问题，不会提问题，也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学生很少有提问题的欲望，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即使勉强提问，提出的也很难称其为问题。

如果说，在传统的“演讲式”课堂里，学生不提问题尚可蒙混过关的话——他（她）们只需带着耳朵来听即可，甚至不听也没有关系，因为教师无法进行有效监控——在新的“研讨式”课堂中，不提问题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一是无法组织教学。“研讨式”教学必须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讨论就要提出问题，提不出问题讨论就无法开展；二是教学质量降低。课堂时间极为宝贵，如果学生不提问题，时间就会在沉默中飞速流逝，学生不能在课堂里接受必要的训练，其结果将比原先的“演讲式”教学还差——在那里至少他（她）还接受了一些信息；三是无法产生实际的教育效果。由于无法组织有效的课堂教学，学生在课堂里接受不到对他（她）们而言极为重要的批判性思维训练。事实上，如果教师和学生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和接受过良好训练的话，“研讨式”教学就只会变成一个吸引眼球的教育改革措施，却起不到任何实际的教育效果。

其次，学生正在丧失极为宝贵的思考能力。他（她）们习惯于跨越过程，直奔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是结果，就一定是确定的，无非是好的结果和不好的结果而已。但全球化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挑战在于，我们现在和未来所面对的世界，将具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第三，学生花费了大量时间上课、上网，却很少读书。由于思考能力的丧失，学生对未来产生了深深的迷茫和恐惧。他（她）们不得不选修大量课程，企图通过学习知识使自己充实起来，用课程填充时间。在他（她）们的意识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只要有一技之长在手，心里就有底儿。然而，当面对未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时，你现在所掌握的技能性知识也许不能帮助你有效地解决未来面临的难题。

考试招生制度剥夺了孩子的思考力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在看起来，问题可能主要出在考试招生制度的评价上。

第一，学生不需要提出问题，只需要回答已知的答案。所有的笔试都不需要学生提问题，也没有给学生提供提问题的机会。因而，在围绕考试所进行的训练中，当然不会给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留出任何时间，只会在不断的重复中提高学生填写唯一答案的技巧。在长期的应试训练中，学生逐步丧失了提问题的兴趣和能力。

第二，学生不需要思考，只需要熟练和准确。经过近40年的高考，围绕知识点的题目几乎枯竭。在“减负”的压力下，高考题目越出越简单——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北大清华的录取分数线逐年攀升上。能够在考试中拿到高分的唯一办法是提高对试题的熟练度、准确度和反射速度。思考过程被省略了。

第三，学生不需要读书，只需要搜索和获取答案。对于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而言，是否理解面前的符号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看到了符号之后生理上的条件反射。因此，在大规模重复性训练模式下，读书和思考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会带来副作用——在读书和思考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就意味着花费在做题训练上的时间越少。在学习总时间既定的情况下，学生的选择当然是不读书。

这种旨在提高学生对已知答案的敏感度的高强度训练的确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未来没有任何人会给你提供确定的答案，所有的答案都需要你自己去探求和追索。当教育机构不断提高学生对已知答案的熟练程度的时候，社会和用人机构却要求离开校园的毕业生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任何人知道的答案——甚至需要他（她）们自己去寻找问题，南辕北辙的两个目标又怎么可能实现匹配呢？

本文转载于《中国教育报》2016年2月29日第2版，题目是《本科教学面临的挑战》，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