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徒建立了汉朝，道教徒建立了唐朝！

是道者，德，善；是亡道者，罪，凶。

刘奭好儒，刘骜兴儒，王莽独尊儒术，“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遂举社稷以奉人”。儒生领袖王莽勾结孔家篡汉建立了独尊儒术、复古“周礼”的“新莽”，独尊儒术、复古“周礼”的新莽苟延残喘了十四年！魔奴李忱给唐朝掘墓，亲佞臣，远贤臣，残酷搜刮民脂民膏，以致反抗魔奴贼政的起义此起彼伏！

刘奭，汉宣帝刘询（刘病已）与嫡妻许平君所生之子，西汉第十一位皇帝。刘奭出生几个月后，刘询（刘病已）即位为帝。两年后，刘奭母许平君被霍光妻霍显毒死。地节三年四月戊申（西历前67年5月24日），刘奭被立为太子。黄龙元年十二月甲戌（西历前48年1月10日），汉宣帝刘询（刘病已）驾崩，皇太子刘奭继位，为汉元帝。《汉书•纪•元帝纪》记载：“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黄龙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刘询不知德教，虽然预言：好儒的刘奭若掌权必然祸乱汉家天下，却又惑于私情而没有防患于未然！虽名为“中兴之主”，刘询之才不及中士！刘奭好儒，皮相之士也！皮相之士，不明事理。好儒用儒的统治阶层是腐化堕落的，好儒用儒让已经腐化堕落的统治阶层更加腐化堕落！统治阶层若好儒用儒，就必然加速腐朽，加速灭亡。刘奭在位期间，由于任用儒术儒臣，朝政混乱不堪，西汉由此走向衰亡，“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遂举社稷以奉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霸、王、道，霸术、王术、道术。黄老道家，又名道法家。德教，德道之政教，德法之政教，得道、得法之政教。罪莫大于不适道，咎莫大于亡德。愚妄之丘徒，亡德、亡道，病矣！刘奭好儒，王莽独尊儒术。刘奭、刘骜、王莽祸乱天下，人民遭罪！刘奭何德何能，谥号为“元”？刘骜何德何能，谥号为“成”？刘奭、刘骜重用儒臣丘徒，儒臣丘徒贿之以有名亡实之“谥”！刘奭在位时期“崇尚儒术”，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以儒派标准选官用人，猛增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两百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刘奭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义”；如果大臣奏议语言不符经义，则要遭受严厉斥责！在汉元帝刘奭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儒派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这些以儒经取士的官员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职守，而只是尸位素餐、保持禄位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抑制豪强是西汉的基本国策，然而自汉元帝刘奭开始，迁徙豪强的徙陵制度便告终止。汉元帝刘奭以后对豪族势力的妥协退让，助长了豪族势力的发展。豪强兼并土地，役使贫民，瓦解小农社会。因土地兼并而致使多量农民破产沦为奴婢，演变为西汉中后期的不治之症。西汉后期总体税负与秦相当，人民生活困苦。西汉元、成以后，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士族政治萌生。而多量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派观念施之于政事。儒，愚也。儒学，愚学也；儒派，愚派也；儒教，愚教也；儒化，愚化也。刘奭好儒，刘骜兴儒，王莽独尊儒术，元、成、哀、平、新莽时期，统治阶层日益尊崇儒术，统治阶层日益腐化堕落，“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遂举社稷以奉人”。汉元帝刘奭时，皇家宗庙制度儒化，刘奭被儒臣定谥为“元”；汉成帝刘骜时，郊祀、职官制度儒化，刘骜被儒臣定谥为“成”。儒化的郊祀礼制在汉元帝刘奭、汉成帝刘骜时两度废罢，儒生领袖王莽效仿姬周礼制又把郊祀礼制儒化。刘骜在继位初期，打击宦官势力，把以石显为守的宦官势力逐出朝堂，拔擢在汉元帝刘奭时期被宦官势力抑制的儒臣。儒臣班固在《汉书•成帝纪》对刘骜多有溢美之词。儒臣夸刘骜有英名，刘骜实则堪忧！当时的黄老学派人物甘忠可的弟子夏贺良恰有对成帝的贬词“成帝不应天命，故绝祀。”恰于成帝之时，儒生领袖王莽得势，任大司马。王莽少年时期师事沛郡陈参学习《论语》，尊奉儒学，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王莽向往姬周礼制，勾结当时著名的儒臣孔光（孔丘十四世孙），利用孔光上奏的影响力排斥异己。汉平帝九岁即位，十四岁去世，生为王莽手中的傀儡，死则服毒为冤鬼。《汉书•平帝纪》：“帝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群臣奏言大司马莽功德比周公，赐号安汉公，及太师孔光等皆益封。……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王莽与其三贵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四辅”大权独揽。初始元年（西历8年）十一月（有说十二月）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篡汉代立，改国号为“新”，建立“新莽”，世人又称之为“莽朝”。儒生领袖王莽在谋篡汉朝时，借用了“五德终始说”，来推翻汉朝。五德终始说，是中国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以这个学说来为历史变迁、王朝兴衰作解释。丘徒王莽不但借用“五德终始说”，同时还把已经过时的周朝的“周礼”这套制度给重新尊奉起来。丘徒王莽认为汉朝废掉“周礼”是不对的，所以他要改革。儒生领袖王莽当上“新莽”皇帝后，企图通过推行西周时代的“周礼”来谋求他治国安天下的目的，于是他仿照姬周的“周礼”、推行其所说的“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独尊儒术的儒生领袖王莽推行早已经不合时宜的“周礼”，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结果出现了“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的现象。“王莽改制”祸国殃民，人们不得其利，俱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引发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各个阶层自觉自身利益受到损失的豪强、州郡长吏、百姓乃至奴婢群体四处并起，发生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大起义。官僚贵族和地主豪强也纷纷打出反莽旗帜。地皇三年(西历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大军讨伐赤眉军，在成昌被赤眉打败。次年，派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发州郡兵四十二万，包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又遭到绿林军内外夹击，全军覆没。绿林军乘胜分两路进军，一路北上攻洛阳，一路西向攻长安。长安城中的人民也群起暴动，配合变兵攻入皇宫。王莽逃至渐台，王莽在混乱中被商人杜吴所杀，百姓们‘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莽朝遂告灭亡。孔丘性浮浅，根器浅薄，见识肤浅，皮相之士也。儒奴丘徒执皮相之见，持皮相之谈，不明是非，妄作为凶。刘奭好儒，刘骜兴儒，王莽独尊儒术。儒生领袖王莽，勾结孔丘家族篡汉建立“新莽”，继承孔丘遗志，推行早已经不合时宜的“周礼”，独尊儒术，带领儒生、儒臣登上了权力的巅峰。独尊儒术、复古“周礼”的“新莽”的失败，宣告了丘徒儒派的失败。刘奭、刘骜、王莽以丘儒治国而祸国殃民！刘秀中兴汉朝，建立东汉，以“柔道”治国。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刘秀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薄赋敛。建武六年（西历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

按照辈分来讲，唐宣宗是唐武宗的十三叔，唐宣宗认为自己是唐宪宗的继承人，因此他不可能承认自己的皇位是继承唐武宗的，因此他对唐宪宗展开了疯狂的造神运动，对唐宪宗元和年间的大臣进行封赏，同时以唐宪宗去世时的谜团攻击唐穆宗，并以此试图完全否认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和唐武宗四朝的合法性。而李德裕以及李党的一些重臣由于在唐武宗年间很有影响力，唐宣宗出于对他们的恐惧以及立场的不同，于是将他们都赶出了朝廷。唐朝政府一时间没有同样有能力的官员代替他们，所以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唐武宗在位的六年使唐帝国有了一些起色，唐宣宗如果在唐武宗的基础上励精图治，唐朝的统治基础将会进一步加深，唐朝后期的国家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可是唐宣宗最关心的事情并不是国家的兴衰，此时他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了迫害政敌上。为了否定唐武宗一朝，唐宣宗重新恢复了佛教，这样一来就使得唐武宗的努力失败了，然而佛教势力的恢复带来的却是寺院经济的恢复，这样一来唐朝的财政收入再一次受到了宗教势力的干扰。同时冗官现象也日益严重，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唐宣宗将藩镇的山泽之利收归国有，这样一来各个藩镇都因此对政府不满，加深了地方和中央的对立。与此同时，牛党和宦官集团把持朝政的现象已经难以扭转，唐宣宗虽然是一国之君，但是也越来越难以真正掌握实权。这些因素，都使唐帝国离毁灭的道路越来越近。

史载，大中五年，山南西道蓬、果两州发生农民起义，大中六年，衡州发生农民起义，大中七年，华州发生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在波及范围上，显然无法同日后的“黄巢起义”相提并论。但这些零星的农民起义，直接展现的是唐朝统治基础的松动。并且，农民起义的出现，间接所展现的也是唐朝吏治黑暗、土地兼并等问题。就在大中年间开始出现零星农民起义时，另一覆灭征兆也开始初见端倪，这个覆灭征兆便是藩镇动乱的情况。史载，大中三年，徐州出现军乱，大中十二年四月，岭南出现军乱，乱兵囚禁节度使，五月，湖南军乱，乱军驱逐唐朝观察使，七月，宣州军乱，逐唐朝观察使等等。可见，唐宣宗时期的各大藩镇，实际上已经开始展现出来了脱离唐王朝控制的迹象。不同于，此前的唐武宗会昌年间，唐宣宗时期藩镇军乱的情况，则有着一定的连续性。虽然，这些藩镇军乱的情况，被唐宣宗以雷霆手段压制了下去，但唐宣宗无法掩盖的一个事实却是藩镇之乱在日后已经无法制止。

在唐宣宗死后四个月，浙东的裘甫之乱就开始了，此时的唐懿宗就成了人们口中的昏君，这场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却拉开了唐朝后期农民起义的序幕。因此，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唐宣宗虽然被称为"小太宗"，然而这个时期绝不是一个可以和唐宪宗元和年间以及唐武宗会昌年间相提并论的中兴时期，而且恰恰相反，唐朝真正灭亡的倒计时就是在唐宣宗的大中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