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的客户是一家催收企业，结合员工当时录音，公安笔录及公安对于轻伤二级不处理的结果，概括案件事实大致如下：

员工前往某拖欠信用卡人员可能所在地了解情况，发现目标不在，也准备撤了。然后不知为何，其中某小公司老板突然情绪激动，不仅用手指指着员工，说他是诈骗。同时，抢夺手机声称准备报警，随后在抢夺手机过程中发生肢体碰撞，最后那位激动哥肘关节脱臼，刑事上鉴定下来为轻伤二级，民事上不构成伤残。后，提起民事诉讼起诉员工和公司索要赔偿。

根据法律规定，只能选择个人和单位一方承担责任，对方自然而然的选择了单位。单位是一家分公司，对方律师也因此追加了总公司。第一次开庭后，单位负责人就很不满，反复追问为何要追加总公司，他们分公司完全可以承担。律师向其解释追加得法律事由（事实上除了金融机构分公司追加总公司属于惯例操作），负责人表面接受然后马上对律师鸡蛋挑骨头，发泄一同各种不爽…

后来，后续聊天中偶然获悉，总部对于分公司及他这负责人KPI考核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企查查、天眼查之类查不到官司。似乎他们并不知道企查查、天眼查查阅诉讼信息，总、分公司任何一方有，都是相互查阅得到。所以，除了最初沟通希望名义上员工担责，单位出资外，特别不希望总公司也卷入其中。作为律师，从法律上，也没有注意到这点，想着常规操作，也没特意强调主张这点，中心几乎都在数额上了。当然，就此方向与策略需要修正了，即同时兼具赔偿数额及对方变更诉请。

先说结果吧，1、赔偿数额上在最初最高预算之内；2、对方愿意只起诉员工，撤销对总公司，分公司的起诉（单位实际出资，员工名义出资）；3、调解书中不写事实，仅写赔偿数额；4、赔偿三天内支付，延期支付双倍赔偿；

当然，除了不断沟通（相互拉扯，谈条件），最为核心的变化把诉讼对象这问题也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和公司明确有花钱买羽毛的必要性，让公司做两手准备，即硬判与调解差额是否愿意作为商誉花费，另一方面也结合现实案情及现实与对方谈条件。比如，我方提出愿意立即结款，对方不愿调解和我方战到底，需要一审、二审、执行，拿到钱可能要一年半，甚至两年后了；对方存在过错，即便轻伤两级也没有立案，我方提出的过错分担方案较为合理（好比刀切猪肉，那一刀尺寸把握准确），假如硬判可能会有拿得更低的风险。当然，我方也在双方核心利益诉求钱款上给对方作出有诚意的选择，选择公司作为赔偿对象，二周赔偿到位，选择个人作为赔偿对象，三天内支付，如延期支付，支付双倍。调解也要做到双赢，啥好事都让你摊着了，对方没落到一点好，为啥要和你调解呢，那反办不成事。

这就是法律人的理性，对于一件事期望得到某样需要用另一样进行对换，生命的每一份礼物都标着价格。

最后，企业的发展需要靠商誉的积累，能开始不为自己的过错，而为自己商誉着想付费，对企业来说也是发展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