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下邳圯上”

《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从容游下邳圯上”与“黄石公”邂逅而屈身进履，得“黄石公”赏识并将其“兵法”授与。这里的“下邳圯上”是秦时的下邳县治所(今睢宁县古邳镇)附近的沂水上桥梁，还是下邳县境内某地的一座小桥？由于年代久远，其址一直无人正确确定。

查阅古籍和邳州自明嘉靖以来地方志（嘉靖以前阙如——笔者注），说法不一：

唐李吉甫（758—814）《元和郡县图志》:“下邳县有沂水，号为长利池，池上有桥，即黄石公授张良《素书》之地。”

宋乐进（930—1007）《太平寰宇记》:“沂水，今号为长利池，上有桥，即张良遇黄石公于圯上，南人谓桥为圯，即此桥也。”

嘉靖《邳州志·规划》:“圯桥，在州城（今古邳镇）北门外。”

康熙《邳州志·古迹》另有新说：“圯桥，在州（康熙时州城迁今邳州市邳城镇——笔者注）东北，去城二十里。古名‘受贤’。故有受贤社。东邻沂水，号长利池，池上有桥，即黄石公授张良《素书》地。其西有受书院，阔亩余，旁有子房进履石，石上有足形者，有跪形者，历然在目。相传明万历年移于旧城（今古邳镇）外桥上。书院原址沦为洿池，而古迹无征矣。”

其后咸丰《邳州志》和民国《邳志补》等方志均云：“圯桥，在旧州城（今古邳镇）北门外。”

汉唐考据学家对“圯上”作了探讨。服虔曰：“圯，音颐，楚人谓桥曰‘圯’。”文颖曰：“圯上，沂水上桥也。”应劭曰：圯上，“汜水之上也。”颜师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又非沂水，服（虔）说是。今俗呼‘圯桥’，乃重复之词云。”这样一来，张良进履获书的“下邳圯上”地点所在有了分歧。综上，其址：（一）秦下邳县治所（今古邳镇）北门外；（二）“受贤”（今邳州市白埠乡授贤村）附近“沂水之上”。实地勘考，其址今一属睢宁县，一属邳州市，两地距离百余里，孰是孰非？然近代方志均言“在旧州城北门外”，因而，世人亦即悠谬认可今睢宁县古邳镇北有张良进履的“圯桥”了。1981年，古邳镇地方政府在镇北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梁上镶嵌两块碑铭：一侧曰“圯桥”；另一侧曰“张良进履处”。但是，我们要说，张良进履的“圯上”绝非在秦下邳治所，也不在下邳县治北百余里的“受贤”！理由是：

（一）张良得力士椎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张良是一名秦皇帝特敕通辑捉拿的命犯，他不会也绝不可能“更名姓”后以自己的生命当儿戏，跻身搜捕“甚急”盘诘严紧的当时政治、军事重镇——下邳县城里去，只能亡匿人烟稀少、荒远僻幽的乡村山林。从“良尝闲从容游下邳圯上”字句看，“从容”二字的张良安然神态的逼真描写，足以证明张良并非处于悍吏搜捕、全城骚然的紧急环境中，而是置身于一个恬静安全的境地。不然，“从容”二字又从何说起呢？

（二）司马迁言张良“亡匿下邳”，并未确指张良亡匿之地是“下邛县城”。秦时“下邳”疆域，“间于淮岱，彭城山左皆属焉。”（《赢秦舆图疏诠》）幅员是广阔的。从司马迁语气看，显然是说张良“亡匿”地点为“下邳”这个区域内某地。也就象我们是邳州市某乡某镇某村人，在外出差均泛称“邳州人”一样。“下邳”为司马迁泛指。

（三）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说“黄石公授张良《素书》之地”为“沂水”之上“桥”，纯属臆断。因为李氏是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一生并未亲临下邳考察，而是根据文颖、应劭的望文生义——将“圯”同“沂”同音而穿凿的“沂水上桥也”以讹传讹。殊不知，“圯上”即“桥上”，“圯”与“沂”风马牛不相及。贺次君点校、考证《元和郡县图志》一书即指出：“所叙沿革间失于简，古迹掌故舛于实，地名间时见借讹”。乐进《太平寰宇记》抄袭李说，康熙以后邳州方志亦蹈袭前人之论，故谬误日甚。唐代大学问家颜师古倒很有见地，他驳斥了文颖、应劭的穿凿附会，指出“下邳之水，非汜水，又非沂水，服（虔）说是。今俗呼‘圯桥’，乃重复之词云”。这话是极中肯的。

（四）《史记·留侯世家》载：黄石公与张良相遇，“至良所，直坠其履圯下”,让张良“下取履”且“履我"。张良从命而“长跪履之”。由此我们可知：“老父”坠履之“圯”（桥），桥下必是一条少水或干涸的并不宽的小河沟。桥亦为一座小桥。倘是河面宽阔、水深浪急的大河（桥一定为大），老父之履坠下，岂不被大水淹卷而去？张良岂能轻而易举地将履从“圯下”顺利取回，且为老父“履之”？康熙《邳州志》否定张良是在秦下邳县城北门外桥上进履、得书，认为下邳县城北门外“圯桥”乃后代人将他处遗迹移来所致。这种不因袭他人牙慧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所言张良进履、得书地点为“受贤”却有待商榷。受贤，今仍有其村，属邳州市白埠乡，确实“东邻沂水”。不过，沂水（今名沂河）乃苏北一条大河，它发源于山东省沂蒙山区，落差很大，河源处高程700—1000米，入邳州境地面高程35米左右，兼之上游“入沂者四：曰‘白马’（河），曰‘武’（河），曰‘燕子’（河），日‘艾’（水）”，邳境河道“底宽九十丈，口宽百八十一丈”,故“川莫大于运(河)，浸莫大于沂”(《邳州补·山川》)，历来是河面宽阔，水大浪急。查阅《汉书·地理志》，所载情形与今同。因此，在沂河上架一座桥谈何容易！6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奉命在“受贤”附近（北9里，310国道）沂河上架一座公路桥（钢筋混凝土结构，桥长1.8里），用现代化设备费时三载才竣工。试想2000余年前的秦代，要在沂河上架一座桥(只能是砖木石结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由是而论，张良得“受贤”附近的“沂水”桥上为黄石公进履事，绝不可能，也纯系子虚乌有。

既然如此，这个“下邳圯上”在哪儿呢？我们说，它即在秦下邳县城（今雎宁县古邛镇）北百二十里的黄石山、桥头山二山相夹的古加水（俗称“加沟”）上的一座小桥上（今邳州市岔河乡政府驻地东南一里）。

宋乐进《太平寰字记》:“黄石公庙在黄乡城（今邳州市岔河政府驻地）东南一里。”又云：“彭城山（今黄石山），在县（宋彭城县）东北六十里。上有黄石公庙·····，圯上老人书曰：‘后十三年，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也。’以此祀之。”宋苏辙于崇宁二年（1103）亲临下邳，得观此黄石公庙。其《观黄石人庙》诗云：“圯上相逢南北人，三邀不倦识天真。十年却见谷城下，寂寞同收一梦身。”嘉靖《邳州志·山川》:“黄石山，去州(雎宁古邳镇）西北百余里，上有黄石公庙。”康熙《邳州志·山川》:“黄石山，去城（今邳州市邳城镇）西北二十里，上有黄石公庙”。乾隆《江南通志·山川》:“黄石山在邳州西北百二十里，有黄石公庙，相近为谷城山。”民国《邳志补·山川》:“显阳山（今东黄石山）西三里许，东濒营河（今加沟）者，为黄石山。远望园而秀，近视则背坎面离，两翼箕张，左右环抱。其东麓，黄石公庙在焉。”要之，诸多历史文献均言及“黄石山”和“黄石公庙”，可见此山、此庙之历史久远和名播遐迩。同时，令我们思忖的是：为何邳北偏远处的这一山名曰“黄石山"？“黄石公庙”为何创建此处？这是否与“下邳圯上”有着内在的联系？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实地勘考了其地。

黄石山，在今邳州市岔河乡政府驻地南一里，海拔94米，远望圆锥形。山上苍松翠柏，苍郁蔚然。东麓山下，古加水自北而南绕山脚潺湲流去。黄石公庙即在山的东麓，濒临加水。加水之东，即显阳山（今名东黄石山）、桥头山。二山亦松柏遍布，翠黛俨然。两山与黄石山隔加水并峙，若斗胜竞秀。登黄石山巅远眺，东际除显阳、桥头二山之外，依宿山、云台山、艾山绵亘蜿蜓，西青岗山、火石埠山、锅山、禹王山、胜阳山、王母山磅礴逶迤，诸山“如堂如防如廓，如坐如卧如蹲如立”，（《邳志补·山川》）山峦起伏，气象万千。黄石山秀居其中，波光与峦影激映，松涛与鸟语合鸣，山花烂漫，岚气氤氲，不禁令人油然想到：这里可不是古代高士隐者修道、长眠的理想之地？

勘考黄石公庙，审鉴遗存古文物，臆想与事实相契。明代翰林院学士索承学游览黄石山，留下《过黄石公庙》一诗，诗云：“野草幽花一径深，东风驱马漫招寻。苍苔乱石牛羊路，碧树残春鸟雀林。小洞生香飘静院，空堂疏馨发高岑。自从圯上传书后，蹙项灭秦直到今。”诗的前四句，乃言黄石公庙所在的地理环境，与今情况相同。诗中言及的“小洞”，即黄石公洞。据当地耆老告诉笔者，洞在黄石山东北麓，洞口高近三米，阔二米许，呈椭圆形。洞深十五米左右。洞内有石案、石香炉等。这里即是黄石公隐居处。可惜此洞于“文革”中被群众开山取石毁坏，今仅存亩许一大坑。诗中言及的“静院”，即黄石公庙。说是“庙”，其实是由庙、殿、堂组成的一片建筑群。建筑群占地一百二十亩，周围高墙围之，其内有专人司阍，俨然陵园气势。此建筑群面临加水，背倚黄石山，雕梁画栋，碧瓦飞檐。庙内有黄石公铜像一尊，高一米许，正襟危坐状。大展正中镶嵌历代文人骚客游此留下的题咏石刻。最后是祠堂，祠堂供奉馍头状巨型黄石一块。此石高近二米，围长五米余，重二三千斤，色彩橙黄而光洁灿然。我们推测，《史记》所载张良“葆祠”之黄石，即此物；梁庾信《张良遇黄石公赞》所云“谷城黄石，返归旧祠”之“旧祠”，即此祠堂。可惜的是，此古建筑群在1958年被拆毁，庙、殿、堂均荡然无存。黄石公铜像下落不明；巨形黄石被砸碎运走，散佚而不知所在。今其地遗址，除碎砖断瓦以外，仅存留残碑断碣六通：一为“无字碑”，碑体尚完整，碑面光滑而无一字可辨，疑即黄石公庙创建时所立，而因年代久远，字迹由风化而磨灭；一为元代至元五年《重修黄石公庙记》,字迹尚可辨而碑体碎断数块，碑文无可卒读；一为明嘉靖十五年《重修黄石公庙记》,字尚清晰，隶体，而碑断为三块，其中部一块无可寻觅，故碑文亦无可卒读；一为康熙四十年《重修黄石公庙记》,亦断残，仅存全碑三分之一（碑的下部分）；一为乾隆二十五年《重修黄石公庙记》，碑体完整但碑面被人在上面砸打谷物，碑文残缺字甚多；一为民国五年《重修黄石公庙记》碑体完整而字迹清晰。勘考残碑，我们从中得一重大发现，那就是：黄石公庙古建筑群创自张子房!乾隆《重修黄石公庙记》云：

黄石庙建立之人为谁，圯上于何处?奥稽至元五年重修碑记，系创自张子房。自汉迄今，沧桑屡易，所供奉祀神田，历代之碑皆未载亩数。圯上老父系何人所应，问其何来此？者。昔日尝闻先人遣言，有田壹顷贰拾亩，尚有地单可稽。迨康熙四十年，口败寙隳萧，空缺主持，区征而，苟延而无其后，庙无守僧。强邻因之蚕食，虽欲略地追还，亦付之扼腕而已。越乾隆庚辰，，庙工竣之，几谒地石，载之于碑。将前此丧亡，追而继承之，此举何其盛饮！······

碑文为时任邳州知州韩让撰，广文韩纯年书。这里，碑文明确载明，黄石公庙“壹顷贰拾亩”。这话是尊重历史史实的。不然，身为帝师的张良，辅佐汉高祖灭秦蹙项兴汉，功成后为何在当时下邳县治北百余里的深山老林里创建颇具规模的黄石公庙？为何历代官民不惜财力物力一再“重修”黄石公庙？事情十分明白：“下邳圯上”的进履，黄石公授与兵书，张良是当事者，他当然会知道“下邳圯上”在哪里。他创建缅怀业师和“伏腊祠黄石”的庙宇，必然选择在进履、获书的“故地”，不会也绝不可能选择在风马牛不相及的无关之地。这个道理，就如同当今创建某战役烈士陵园和纪念碑一样，必选定其址在战役发生的地点（如：淮海战役碾庄歼灭黄伯韬兵团，在邳州市碾庄镇创建“淮海战役碾庄战斗烈士陵园”和“纪念碑”），而绝不会其他。而后人一再“重修”黄石公庙，只是珍视和保护这一历史遗迹而已。一句话，黄石公庙遗存的六通古碑，尤其是乾隆《重修黄石公庙记》,为我们考证出“下邳圯上”在何处，提供了有力佐证。

黄石公庙东濒加水。加水又名加沟，是秦时下邳县北境一条小河沟，宽仅数米，夏溢冬涸，今几经拓宽、掘深，也仅宽五、六米。上游有两条支流，俗谓“东加”、“西加”。东加自山东苍山县狮子山发源，西加自山东费县抱犊崮发源，二加南流到邳州市岔河村东交汇南流，经黄石山、显阳山之间又南，转而西到加口入运河。《水经注》、《齐乘》、《明史·地理志》等文献均有古加水的记载。明代文学家曾繁《咏加沟》诗云：“东风吹暧柳丝柔，十里青山绕加沟。马上逢人相借问，计程两驿至徐州。”清代文士白衷睿《加水篇》诗序云：“《水经注》云：武原水，又南合武水，谓之加水，至下邳入泗，谓之武原水口，今发之通运焉。”诗云：“加水夹武原，武原势汤汤。昔贤通加道，引渠轮漕航。清淮注南流，浊河频相将。仰瞻天地见，照临圯上春。”曾綮“十里青山绕加沟”诗句，写明了加沟两畔的地貌，白衷睿“照临圯上春”即明确指明“下邳圯上”即在加水之上。今黄石山东一山名“桥头山”，附近两村也名曰“桥头村”，据云均因“圯上”而得名。今“桥头山”巍然屹立，山脚下“桥头村”隐约可见。思忖这些山名、村名的来历，再细想张良下取履之桥乃少水、干涸的小河沟，又亲观黄石公庙遗址和古代碑刻，细细揣摩乾隆《重修黄石公庙记》的记载，心中豁然开朗，张良进履的“下邳圯上”不是这儿又是哪儿呢？

二

关于“谷城山”

《史记·留侯世家》载，黄石公授张良兵书后相约：“十三年，孺予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后十三年，（张良）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腊，祠黄石。”这里，司马迁所言之“谷城山”在哪儿？黄石公果真化为一尊黄石？“黄石冢”在哪儿？对此，有必要加以认真探讨。

《辞海》(1980年版)云：谷城山，“在山东平阴西南。······《史记·留侯世家》所载黄石公和张良约见谷城山下，相传即此。”不知《辞海》所云的“相传”根据何在？其实， “谷城”和“谷城山”在我国有六处，所在如下：（一）山东东阿县。《史记·楚世家》:“楚使申侯将兵伐齐，取谷。”《正义》:“《括地志》:谷在济州东阿县东二十六里。”《东夷源流史》:“谷，又叫小谷，其东北有谷城山。”（二）山东曲阜。《清一统志》:“曲阜西北有小谷城，其邱曰谷城山。”（三）山东阳谷县。万历《阳谷县志》:“肥东北有谷山，县以此名。”（四）河南新安县。《山海经·中山经》:“平逢之山，南望伊，东望谷城之山。”（五）湖北谷城县。《元和郡县志》：“襄州谷城县，春秋时谷国，今县北十五里故谷城是也。”（六）江苏邳州市。《邳志补·山川》：“黄石山西三里许为青冈山，望之若伏兔，山阳有钓台。······又东南半里为谷山， 如鱼脊，北与阳山相拱揖。西有古城，传为‘谷城’，土人谓鹅鸭城。盖即 武原城之讹也。”乾隆《江南通志·山川》：“黄石山在邳州西北百二十里，有黄石公庙，相近为谷城山。”这六处“谷城”和“谷城山”，只有邳州市的“谷城”和“谷城山”在秦时“下邳”境内，其余均在千里迢迢的遥远之域。黄石公与张良在“下邳圯上”相逢时，已是“一老父”，且“衣褐”，可谓年老 体衰、清寒高士，且在下邳黄石山隐居著述，谷城山与黄石山近在咫尺，他的终身长眠之地只能选择就近的下邳谷城山，而 绝不会跋山涉水、耗费钱财而到千里之外的异域。他怎么会跑到山东平阴西南的“谷城山”，并以此作他的葬身之地呢？

《辞海》所云的“相传”黄石公与张良约见的地方是山东平阴西南谷城山，考究原因，或是未读邳州方志，不晓得邳州亦有谷城山，或是从《史记·留侯世家》载有的“济北”二字推测所致。其实，“济北”，地名，即秦代的博阳，汉代称卢城。故城在山东长清县南。（《读史方舆纪要》）与平阴西南谷城山相距二三百里，二者根本不可混为一谈。查考卢城旧址，附近根本没有什么“谷城山”。倘“济北”为“济水之北”之意，而平阴西南的谷城山却在济水之南。既然如此，那么“济北”确指何处？济，音ji，又音jì。音“jì”者，为水名，音“ji”者，义项有九（恕不一一冗述），其中一项即“渡头，桥梁”意。《诗·掷风》：“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我们知道，黄石公与张良相遇，是在下邛的一座桥上（即加沟的黄石山“渡头”）。黄石公置身的座标点必定是这座桥，他言：“后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这里的“济北”显然是指其所在的“桥梁”（“渡头”）之“北”，而不是指山东的“博阳”。今勘考其他，加沟不远处即今邳州的谷城山（二者仅相距数里）。这与黄石公所言完全相合。乾隆《江南通志·山川》所载：“黄石山······相近为谷城山”,是十分确切的。可见，黄石公所言的“济北谷城山”乃下邳“圯上”之“北”的谷城山，而非其他。

三

关于“黄石”

至于谷城山下“黄石”,或以为即“圯上老父”所化，故将“老父”名曰“黄石公”。其实，这是极大的误会。人岂能化为石头？明代文学家程敏政在《黄石操序》中即对世人的讹传加以校正。文云：

留侯遇圯上老父之事若近于怪。以予观之，殆读史者之不审也。史载老父与留侯约：异日见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也。乃老父自谓其年迈，后当葬彼，以黄石志其处，亦其冢上物，示不忘其人也。世乃谓老父化为黄石，岂理也哉！

程敏政所言极中肯綮！“圯上老父”与张良相遇时，“其年已迈”（因此我们推断他不可能再远行山东）,他显然是告诉张良：“十三年后”,他将不在人世，死后即葬此“圯上”附近的“谷城山下”。坟冢上“以黄石志其处”（以便张良能寻到其坟冢）。因此，我们说，谷城山下之“黄石”非“圯上老父”所化，实即“老父”坟家所在的特殊标志。由此可推断，“老父”坟冢亦在邳州无疑。

史载张良将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前面已述，“葆祠”地点即今邳州市黄石山麓黄石公庙。“黄石”既移，推测张良亦必将黄石公坟冢移迁他处，进行厚葬。“留侯死，并葬黄石冢”，这亦是张良为身后归宿作安排的前奏。然，“黄石冢”究在何处？今初步勘考，已发现其端睨。1992年夏，岔河乡民众在黄石山开山取石，随着一声炮响，黄石山山巅南坡炸塌一古墓口，目击者告诉笔者，墓口现出碣石两块（因震碎断）。初步清理墓口，发掘出石匣一口，由六块石板扣成，匣内藏有竹简。民众略知文物可以卖钱，遂将竹简哄抢而尽。笔者观察墓口，此墓是由山巅垂直向下打穴，穴深十余米，阔三米许，隧道式。穴内填充石膏石泥。泥上复土与山表相平，山表植松柏。倘不是采石发现，使人很难发现彼葬者以山为陵，至尊山巅。从墓穴开掘难度（山为岩浆岩，凿进尤艰）和规制看，很难说是一般平民所为。以竹简出土可证，此墓为秦汉墓葬无疑。再以张良创建的黄石公庙位于此山东麓，使人油然联想到古代、近代一些伟人殁后所建寝陵规模。由此，我们推测，此山巅汉墓或许与黄石公有着内在联系。此墓莫非“黄石冢”？张良莫非“并葬”于此？这疑问的冰释，还有待于黄石山巅古墓进一步发掘和鉴定。不过，此墓被发现后，为防止盗发和破坏，地方政府予以封存，亟待来日考古专家的审鉴。因而，笔者无以于此下结论了。

综上，我们说，史载“谷城山”乃邳州的谷城山，其山下“黄石”为“圯上老父”(尉缭)坟冢标志，而非“老父”所化。邳州黄石山或为“黄石公”寝陵。“黄石冢”之谜的大白将为期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