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疆域范围最广的王朝，对外海陆贸易也最为繁荣。但是鲜有人知道元朝也是首开海禁政策的朝代，元朝90余年的历史中曾经有过四次海禁，海禁政策的实施对元朝海外贸易、对外关系等方面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元朝；海禁

公元1279年元朝统一中国，元朝兴起于蒙古草原，草原经济的物质缺乏使得元朝经济一直以来都表现出一种商业性，元朝继承了南宋的对外开放，互通有无的政策。1277年元军攻下南宋最大的港口城市泉州，原南宋提举市舶使蒲寿庚降元，第二年更是任命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建。元政府最初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四地设置市舶司负责管理海外贸易，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全国市舶司更是增至7处(温州、杭州、广州三处为新增)。元世祖曾亲自嘱咐蒲寿庚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寨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1]旅行家诸如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都惊讶于当时泉州港的繁荣。“根据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刊印的《南海志》中有关市舶的记载，当时与全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达一百四十处以上。”[2]但其实在海外贸易繁荣的背后元朝也曾四次下达海禁命令。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我国古代海禁政策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明清两代，对于元朝海禁的研究成果不多。

一 元朝海禁政策介绍

元朝一共有过四次海禁，早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蒲寿庚请求招海外诸藩国的奏折就曾被元政府驳回，不过考虑到当时南方尚未统一，海外贸易也百废待兴，元政府这一举动也情有可原。元朝第一次海禁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开始。“癸未，以征瓜哇，暂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俟舟师已发后，从其便。”[1]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立即取消了这一禁令。第二次海禁开始于大德七年(1303年)，元成宗“禁商下海”取消市舶司。至大元年(1308年)，“复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1]第三次海禁从至大四年(1311年)开始，“至大四年，禁下番船只。”[1]到元仁宗嘉佑元年(1314年)“诏开下番市舶之禁”结束。最后一次海禁从嘉佑七年(1320年)开始，“七年以下番之人江边丝银细物易于外国，乃罢市舶司提举司，禁贾人下番货”，[3]到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复置市舶提举司于泉州、庆元、广东三路，禁子女、金银、丝绵下番。”[1]到这里元朝的四次海禁才画上句号。“前后四开四禁。至此以后，一直到元朝灭亡，没有再发生变动。”[4]

二 元朝海禁的特点

1.次数多，时间短。元朝四次海禁持续时间最短的只有2年，最长的也只有5年，四次海禁时间加起来一共才有12年(详见下表)。而明朝和清朝海禁时间都比这长得多。明洪武七年，朱元璋关闭明州、泉州、广州三市市舶司标志着明朝闭关锁国的开始，后又15次颁布海禁令，这期间虽有郑和七下西洋等官方外交，但是民间海外贸易一直被严格禁止。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在御史涂泽民的倡议下才又重新开放对外贸易。清朝政府在康熙年间颁布过更加苛刻的迁界法，将山东到广东的所有沿海居民内迁50里，并将所住房屋全部焚毁，以及不准沿海居民出海。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形成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直到1840年才被英国军舰打开国门。明清两朝海禁一共持续大约四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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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元朝海禁起止时间表

2.元朝海禁并未完全锁国。明清海禁是为了达到一种与国外几乎隔绝的状况，而元朝海禁却很灵活，正所谓“禁民不禁官，禁内不禁外。”[2]元政府在海外贸易上采取一种特殊的“官本船”制度。《元史》中有两处对于“官本船”制度的解释。“官自具舶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1]“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1]这种做法使得海外贸易的大部分利润都流入了政府，形成了一种政府垄断。例如大德五年(1301年)杨枢“浮海至西洋”就是乘的官本船。[5]另外海禁政策也是单方面的，只是禁止国人出海贸易而不禁止外国商人来华。如处在第一次海禁中的1293年，李晞颜等就拟定了市舶则例二十二条，规定了货物税率，“并听舶商任便贸易”。[6]元朝海禁政策比明清的海禁政策要宽松得多。

3.对违抗海禁的行为处罚较轻。“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1]这是一种比较仁慈的处罚措施，虽然私人货物被查封后官方给的价格必然低于市场价格，但是海商却可免于牢狱之苦。特别和明朝相比，这样的惩罚简直微不足道。根据《大明律》记载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绢丝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从中可以看出两个朝代对待“贩舟海外”的不同态度。

4.元朝四次海禁均发生在元朝中期。元朝中期是元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政治上朋党争权，皇帝沉耽淫乐。经济上为摆脱财政危机，印发至大银钞，导致至元钞大为贬值，人民苦不堪言。军事上武备松弛，至大元年(1308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竟不能敌。“将骄卒惰，帅领不得其人，军马安置不当。”[1]加之元朝实行的四等人制度，导致民族矛盾尖锐。元英宗在位时虽推行新政但却受到守旧贵族的阻扰，最后英宗死于非命。海禁集中在这个时期反应了当时政策的不稳定性，政治及其动荡，也从侧面看出元朝大厦将倾的态势。

三 元朝实施海禁的原因分析

1.防止违禁品外流。早在宋朝时期私运铜钱出海就是被禁止的，但是由于中国铜钱在东南亚各国属于可以流通的硬通货，导致宋朝时中国铜钱仍大量外流。2007年打捞出水的南海一号就载有上万枚各朝代的铜钱。元朝时期对某些类似铜钱的特殊物品出口有着严格规定。“金、银、铜、铁货、男子妇女人口，丝棉段匹，銷金绫罗，米粮军器，并不许下海私贩。”[7]后来弓箭、兵器、马匹等战略物资也被禁止出口。对于出海的商船，市舶司都详细检查其是否携带以上违禁品，并鼓励揭发。“元朝出海的限制、要求远比宋朝严苛，出海凭证也远比宋朝繁琐复杂。”当国内对于以上物品需求量较大时，就会采取海禁措施。此外蒙古贵族对金银奢侈品的大量需求也对海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因对外战争的需要。元世祖好大喜功，在南征攻宋的同时还发动了一系列对周边小国的战争。尽管对日本、朝鲜、越南的战争均以失败告终，元世祖还是在晚年孤注一掷派舟千艘、兵数万渡南海攻爪哇。“以征爪哇，暂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俟舟师发后从其便。”[8]为了防止海商向爪哇出售武器和提供元军消息，实行海禁是一项重要措施。

3.出于防范倭寇的考虑。12世纪末日本进入镰仓幕府时期，由于日本国内资源缺乏加之武士集团的形成，一部分武士浪人开始袭扰中国沿海。《元史》中至大元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倭寇的最早记载。至大四年(1311年)，“枢密院官议：‘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宜如所请，其余迁调军马，事关机务，别议行之。’”[1]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庆元一带已经开始调动兵马抵御倭寇。至大四年正好也是元朝第三次海禁的起始年，用海禁来抵御倭寇其实是元朝首创，明清两朝只是因循旧制而已。

4.政治动荡。元朝四次海禁历经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几乎每朝交替之际都会发生海禁和开禁的变化，元政府内部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官员也会从阶级利益出发来看待海禁，就连代表海商阶层的福建省左丞蒲寿庚也有过反对建造海船的建议：“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1]由于政治局面的不稳定性才导致时而开海时而禁海，给海商贸易带来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