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已发表的论文中古DNA的检测结果，Q1a1-B143/YP1500古样本共收集到16例。作为人口不多的Q系分支，B143古DNA的样本数量并不算太少，与Q1a2-M25不相上下。我们都知道，与M120父系关系最近的不是Q1a2-M25，而是M120的平行兄弟支系Q1a1-B143。然而，相对Q1a2-M25和Q1b1-L330，B143在地理分布上却距离M120更远一些，文化上的联系似乎也更少。B143可以说是Q系中一支比较典型的跨美洲和亚洲分布的分支，即分布于白令海峡东西两侧。这16例B143古样本中，3例Y染色体和2例线粒体都已高通，并上了YFull树。

       这16例古DNA的母系中，9例属于中国汉族和很多北方少数民族的第一大母系D系（9例全部是D4，其中D2和D3都在D4下游），6例属于A2，1例属于G系。他们的母系线粒体类型足以解释，为什么因纽特人表现出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母系D系是东亚人最重要的奠基母系之一，广泛分布于中国、蒙古、日本、朝鲜半岛、西伯利亚和美洲大陆。B143古DNA的9例D4母系中，5例是D2a，而D2a可能是因纽特人的典型母系之一。这也是永谢布宣称柳岩女士的先祖是古爱斯基摩人的原因，因为柳岩的母系是D2的姊妹支系D4e1a。某种程度上，D2或许也可以命名为D4e1b。当然，柳岩是古爱斯基摩人后裔是无稽之谈，因为D4e1a在龙山文化时期的河南郝家台遗址古DNA也测得一例。

       以前，考古学家在北极圈发现了Saqqaq文化、Dorset文化和Thule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认为它们来自不同的人群。然而，从此汇总表中可以看到，这三种文化的古DNA都是B143，说明他们同属于古爱斯基摩人。Matthew C. Dulik在2012年对阿萨巴斯卡语和爱斯基摩语人群遗传差异的研究中发现，因纽特人的第一大父系是被命名为NWT01的Q系分支，占比44.64%（25/56）。当时，该论文将NWT01基因标记归类为Q1a6单倍群。现在，我们都知道，NWT01是F746(Q1a1)的同名位点。在最新的ISOGG版本中，M120即Q1a1a，B143即Q1a1b。

       意大利学者Viola Grugni在2019年发表的关于Q系在欧亚大陆与美洲的迁徙研究论文中，罗列了测得是Q系的7例科里亚克人、6例格林兰岛人和4例因纽特人的Y染色体检测结果。其中，7例科里亚克人都明确测得是B143/YP1500，6例格林兰岛人都测得是NWT01(×M120)。NWT01(Q1a1)下游支系中，如果不是M120(Q1a1a)，就只能是B143(Q1a1b)了。采用排除法，6例格林兰岛人应该都是B143。对于4例因纽特人Y染色体的最终分型，论文的作者们也推测他们可能是B143，并以“B143？”标识。根据古爱斯基摩人和现代因纽特人的Y-DNA的检测结果，基本可以得出一个有把握性的结论，因纽特人（包括格兰岛土著）的父系主体应是B143。

       由于ISOGG版本的变迁以及一些下游支系位点总是较晚才被发现，测得Q1a1的古今样本常常引发研究者的误判。譬如，测得Q1a1b的kolyma1古样本险些被蓝海论坛的分子人类学爱好者们误判为M120。另外，意大利学者Viola Grugni在2019年的论文中，也将阿拉斯加的一例印第安土著钦西安人的Q1a1标记为她自行命名的所谓“preM120”位点。

       然而，查阅Maanasa Raghavan于2015年发表的原始论文，该例钦西安人的Y染色体分型与那例Saqqaq文化古DNA相同，都是Q1a1，该论文中并未出现任何“preM120”的字样。根据B143和M120的地理分布特点，既然同是Q1a1的Saqqaq文化古DNA为B143，这例钦西安人的父系更应该是B143而非M120。Viola Grugni所撰写的论文中存在的诸多不严谨行为，显然误导了国内部分M120研究者，他们因此认为M120起源于北极。我个人认为，M120应是诞生于南西伯利亚到蒙古高原一带，其起源范围至东至北应不过贝加尔湖地区，至南至西应不过阿尔泰山地区，起源于北极几无可能。

       B143在YFull树上目前有4例样本，其中三例为古样本，一例为现代样本（俄罗斯勘察加半岛科里亚克人）。YFull目前计算的B143最近共祖时间为11100年，M120为5900年，可见B143比M120早诞生大约5000年。因此，根据最近共祖时间的数据，在没有高通前我们也可以推断出，科雷马河畔那例9800年前的kolyma1古样本不可能是M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