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Q1a2-M25古DNA的汇总表中，一共收集了16例样本。与我收集到的Q1a1-M120（40例）和Q1b1-L330（39例）比较，Q1a2-M25古DNA的数量要略少一些。
2019年1月，意大利美女学者Viola Grugni等发表了论文《Analysis of the
human Y-chromosome haplogroup Q characterizes
ancient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Eurasia and the
Americas》，其中收录了9例Q1a2-M25古样本。除了奥库涅夫文化的RISE683是L712以外，其他8例Q1a2-M25样本都判断错误，他们全部都是Q1b1-L53。因此，这8例样本没有录入我的Q1a2-M25汇总表中。而正确的那一例RISE683引用的是论文[2]中的数据，并非首次发布。
在很多早期的Q系古DNA检测中，单倍群的命名使用的还是老的ISOGG版本。其中，Q1a1b即现在命名的Q1a2，老的Q1a2现在命名为Q1b。由于不了解Q系单倍群ISOGG历史版本的演变，导致Viola
Grugni等学者在8例Q1b1古样本上判断失误。实际上，Q1a2-L712古DNA样本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地区和天山地区，现代样本高频分布于土库曼斯坦、伊朗北部和阿富汗等地，Q1a2-L712几乎不可能出现在上表中Viola
Grugni等学者标注的北美地区。
这16例古DNA样本中，有两例父系已高通并上了YFull树，一例出自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文化Sabinka
2遗址，一例出自阿尔泰地区铁器时代的Verh-Uimon遗址。
论文《The Genomic Formation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中，根据单倍群的编号以及我对欧亚草原古DNA的了解，我认为该论文采用的是老的ISOGG版本。因此，该论文中公布的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斯瓦特河谷I12134古样本的Q1a1b1应是Q1a2-L712，而不是Q1a1b-YP1500/B143。然而，考虑到Q1a2-L712竟然在西周初年就迁徙到了印度河流域，我对I12134是否真是Q1a2-L712还是存有一丝疑问。
后来，我在anthrogenica论坛查询到I12134样本确实是Q1a2-L712，甚至将其分型到F4747下游的F5005*了，证实了我之前的判断。据说，新疆巴里坤县西汉前期的石人子沟墓地那例M25也是F4747。将I12134样本的Q1a1b1判断为YP1500，显然犯了前述意大利美女论文作者同样的错误。乌兹别克斯坦kokcha 3遗址夏末商初的I8506样本也是F4747-F5005*，这说明F4747下游部分支系很早就已迁徙到印度河流域，他们应是经由乌兹别克斯坦南下的。
从Q1a2-M25古DNA的遗址时间和地理位置，以及现代Q1a2-M25的高频地区看，我仍然认为我国史书记载的西北地区著名游牧民族月氏很可能在Q1a2-M25的下游。然而，有关Q1a2-M25古DNA的样本的论文中，很多都将他们归入匈奴或匈人。为了体现和尊重原始论文的观点，我在此表中给出的族属认定遵照的是相应论文中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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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12 22: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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