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2022-09-30 11:34:26)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天”这个词在古文中有多个涵义：1.指苍苍者谓之“天”，头顶上这个茫茫荡荡的苍穹之谓也，即现代物理学的“天空”“天气”之义。这是“天”字最为普遍的含义。中国古代天文学、历法学和星相学等相关的原始自然科学，如天干、地支、五气、六运等，也自此“天”延伸深化而来。
2.指最高神——天帝，天帝简称为“天”。“天帝”因其高高在上，故又名“上帝（God）”。此“上帝”与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上帝”为同等概念与作用。在甲骨文中和夏、商、周三代帝王发表的诰命及民间歌谣中，随处可见“天帝”“上帝”“帝”“皇天”等表示上古时代中华民族所信奉的最高神这一概念，此为上古之时君民共同信仰的宗教之神。如中国最早书籍之一的《诗经》中就大量出现相关概念：“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本顾，此维与宅。”（译文：上帝伟大而又辉煌，洞察人间慧目明亮。监察观照天地四方，发现民间疾苦灾殃。可是殷商这个国家，它的政令不符民望。想到天下四方之国，于是认真研究思量。上帝经过深思熟虑，憎恶殷商统治状况。怀着宠爱向西张望，就把岐山赐予周王。）“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译文：上帝遣来明德君王，彻底打败犬戎部族，皇天给他选择佳偶，受命于天，国家稳固。）“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知不识，顺帝之则。”（译文：上帝昭告周君文王：你的德行我很欣赏。不要看重疾言厉色，莫将刑具兵革依仗。你要做到不声不响，上帝旨意遵循莫忘。）（《诗经·大雅·皇矣》）自中国历史之初，已有非常明确的“君权神授”观念。最高政治领袖的统治权来自天帝（上帝）的亲授，君主以“天子”——天神宠爱的儿子自居。君主作为天父（上帝）意志的化身和代表，在人间行使治理和生杀予夺之权。后世百姓习惯中的“痛呼母，悲呼天”之“天”，“天”被作为情感的寄托和倾诉对象，也是上古宗教性的“天帝”“天神”演变而来。
相比较于印度宗教（包括佛教）和在佛教传入中土后仿照佛教建制而构筑起来的道教，以及西方的基督教，中国上古时期自发产生的原始宗教（天帝）信仰，有若干之差异：中国历史之之初的原始宗教信仰，尽管其宗教意识普被君民各个阶层，宗教信仰在各人生活中占据着主导性位置，但自上古迄至秦汉，并没有发展出一个成熟的宗教信仰体系和宗教仪轨。换言之，宗教意识并没有发展至成熟和自觉之高度。先秦时期的原始宗教，始终贯穿着“政治”与“民生”这两大主题，有着明显的民本化、人本化、人文化、现实化倾向，即以人为本的发展倾向；而不是如其他宗教那样，有着明显的神本化、出世化、超人文化、超现实化倾向，即以神为本的发展倾向。在核心的宗教观上，中国先民始终坚守神为人而在，神为人间、为人生而服务；其他宗教则正相反，始终倾向于人为神而在，人以服务众神为天职，以服务众神为人生最主要义务。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上古原始宗教信仰和鬼神崇拜，迨至晚周时期即已基本融入人文文化之海洋，为人文文化所含化与消融。至圣孔子的出世，以及他的三千弟子们，则更进一步地顺应中华文化发展的基本倾向，对上古流传下来的宗教信仰与鬼神崇拜，进行了彻底地汰滤和扭转，确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基本性格——“内圣外王”的生命格局和人本化、人性化的文化性格。这标志着中华文化由先前自发的（无意识的、本能的）原始形态，升进到自觉、自省、自主方向的全新阶段，一扫此前文化思想传统中的神秘性（即鬼神的不可知性）、荒诞性（即无厘头性）、非理性（即生物化的本能性）、原始性（即无系统性和逻辑性）。故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在中华文明史上，以及世界文明史上的作用，都是划时代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信然也。
其他宗教里的神都是宇宙的创造者，而中国上古宗教之神只是管理宇宙和下民，并不创造宇宙。中国上古神话中，宇宙是由半人半神的盘古化生而来。“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后乃有三皇，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三国·徐整·《三五历纪》）中国先民认为宇宙是化生而来，不是创生而来。此“巨人化生天地论”很值得玩味，它与后世人本主义文化的形成与促进，以及由孔孟所开创的将“仁心、德性”作为基本的生命文化体系，皆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3.指本体之天。此“天”是形而上的义理（哲学）之“天”，是本体—宇宙论的“天”，是生命之“天”，即生命之别名，是主体之“天”，即主体之别名。在儒家，尤指道德之“天”，即德性之别名。形而上的义理（哲学）之“天”，在中国上古时代的思想中，由来已久，渊远流长。此“天”可一直追溯到中华文明肇始之初的伏羲画八卦。“古者伏羲氏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古者包牺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传》）伏羲画八卦，始于干卦，干为天，故谓“一画开天”。伏羲画八卦，象征着人类智慧第一次透脱出来，照彻环宇，自此，宇宙（天地）便从黑暗中、混沌中、无明中借助人类智慧光明的照彻而觉醒，天地万物从此借助人类智慧光明的照彻而重新认识了自己，发现了自己，回归了自己，同时也超越了自己。此乃“一画开天”之义。这里所说的宇宙从黑暗中、混沌中、无明中觉醒，指的是从智慧的黑暗中、从价值的混沌中、从后天的或物质的无明中获得觉醒，此黑暗与混沌不是现代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角度的黑暗与混沌，而是（超越的）价值、（先验的）智慧、（自在自足的）存在、（主体性的）生命等意义上的觉醒，故为形而上的觉醒、义理（哲学）的觉醒，或曰心性的觉醒。人类的觉醒（即心性本有之自明透过人类而显化出来），绝不是仅仅局限于地球一隅的某个偶然事件。人类智慧的显发（或曰觉醒）是一个无比重要的宇宙级事件，是一个宇宙无始以来最为重要的事件。这一事件标志着宇宙（天地万物）的演化与运行出现了本质的飞跃：宇宙从此前的纯物理性的、纯机械性的、纯被动的演化与运行，跃升到意识的、生命的、自主的、自觉的、道德的演化与运行阶段。同时也标志着宇宙（天地万物）自此进入超越自己和回归自己（超越过去的自己，回归“心性”这一最终的存在）的全新阶段。在这个全新阶段里，此前纯物质、纯机械、纯被动的天地万物，开始了价值化、意义化、智慧化、意识化（自觉化）、道德化（自律化）、生命化（主体化）的演进。这个宇宙（天地）由先前的纯物质、纯机械、纯被动的阶段，跃升到价值化、意义化、智慧化、意识化（自觉化）、道德化（自律化）、生命化（主体化）的阶段，其标志就是圣王伏羲始画八卦。八卦成，乾坤定。“一画开天”所开创的是一个全新的天地：一个形而上的天地，一个义理（哲学）的天地，一个道德的天地，一个本体—宇宙论的天地。在人类的自觉意识（即文明）未诞生之前，宇宙和一切生物的演化、运行，相对于心性而言，都是处在不断地离其自己的过程中；自人类的自觉意识诞生之后，相对于心性而言，宇宙和一切生物（尤其是人类自身）的演化、运行，则进入持续地回归自己的阶段。进入持续的价值化、意义化、智慧化、意识化（自觉化）、道德化（自律化）、生命化（主体化）的阶段，也即回归心性、成为心性的阶段。心性之离其自己和回归自己，在这一貌似无聊的圆圈运动中，彰显了心性内涵之自律性、自足性、自觉性和自在性等属性，也彰显了心性作为绝对价值和终极意义之真实性。心性之离其自己的过程，即是不断地黑暗化、机械化、无明化、被动化、堕落化、混沌化和物化的过程；心性之回归自己的过程，即是不断地光明（包括形而上的抽象之光和形而下的可见之光）化、自主化、超越化、生命化、价值化和自觉（觉醒）化的过程。
但是这个回归心性、成为心性的阶段，对于宇宙而言，对于人类而言，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开始，远远没有达到彻底和圆满之境界。故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而言，文明化的进程时刻不可松懈；对于个人而言，德化人生时刻不可松懈。故儒家有“死而后已”之论，道家有“惟道是从”之说，佛家有“为法忘躯”之教。自伏羲画八卦以定乾坤开始，标志着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步入文明时代。作为本体之别名的“天”这一概念也正式确立，并一直延用至今。八卦中的“干（乾？）卦”就代表本体之“天”，是作为本体—宇宙论的“天”而使用的。所谓的“本体—宇宙论”之“天”，意为此“干卦”或此“天”同时包含宇宙和本体两大概念，但其重心则落于本体上，其宇宙是指形而上的宇宙，非指形而下的天地。形而上者谓之干，谓之天，也谓之道。故古来有干、道并称，或天、道并称之习惯。天即是道，道即是天。到宋明诸儒，则喜将天与理并称为“天理”，省称为“理”。理即天义，天即道义，道即性义，性即本体义。理、天、道、性、本体，皆一义也。孔子之“仁”，《大学》之“明德”，孟子之“四端之心”，《中庸》之“诚”，阳明之“致良知”等等，还是一义也。先圣后圣，其道一以贯之，其心同，其理同。
“天下”这个概念或曰观念，在中国出现的时间非常早，最早可上溯到炎黄时期。《史记·五帝本纪》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迨到商周时期，“天下”一词已非常普遍地被使用。“天下”与“一统”二词常并用，此天下一统的观念，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之一。
中华民族自夏朝建国至今，四千多年来，绝大多数时间皆处于大统一状态，端的赖此意识贯穿始终有着直接之关系。“天下”一词，其表现于政治上，则为天下一国、天下一家之政治理想；其表现于思想文化上，则为兼容并包、求同存异之开放胸怀；其表现于人生上，则强调“天人合一”，以人为天，以心性为天地，突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之彰显。“天下”一词，既指政治所辖范围，也指文明所化之域。若文明未被之地，则称为“化外之域”。化外之人，形同禽兽，不通道德，不明义理，不可称“民”。民者，道德所化之人也，守仁义，通礼仪，其谓人也，为天道所被，为心性所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之“古”字，为“传统如是”或“向来如此”之义。儒者秉持先圣之道而传承之，守护着千古以来之政治信念和文化理想而发扬之，故能成中华之正统、文化之正脉，百代文运，赖此而兴。具体而言，其“千古以来之政治信念和文化理想”是什么呢？《大学》于此说得非常明白：“欲明明德于天下。”欲明明德于天下，就是让天下之人都能明了明德为何物，即明白道德究竟是什么，它对我们实现人生的终极关怀——圆满和解脱意味着什么，也是让天下人都能自觉、自愿、自发地步入德化之人生，步入光明化、自主化、超越化、生命化、价值化的理想之境。当我们的心性充扩至极致时，不仅是我们个人获得了究竟之圆满与解脱，也是宇宙天地一切事物以某种方式，透过我而获得了一次终极之觉醒。任何一个人的圆满与解脱，如孔孟，如佛陀，都不可能是一己之私事，而是一个宇宙级的最大事件。这是形而上层面的，或曰本体层面的“明明德于天下”。形而下层面或曰现象层面的“明明德于天下”，则需通过不懈的文化传播与圣贤的教化来渐次实现之，充扩之。明明德于天下不仅是华夏自古以来的圣贤们一贯之道，不仅是华夏自古以来的常道，它也必将是千古以后圣贤们的一贯之道，也必将是尽未来际，所有后世子孙必须守护之常道。唯有此明明德之道，唯有此常道为人间之正道，为千古不易之大道。舍此，皆为崎岖险道，或皆为逆天悖仁之邪道。儒者谓为“异端”，佛者谓为“外道”（心外求法，即名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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