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学习情况——孙天艺：“超人类”：后人类艺术的早期表达
(2025-01-26 21: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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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
分类： 学习情况 |
尽管“后人类”理论的广泛传播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其思想雏形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有了根基。从理论层面看，海德格尔、福柯、德勒兹和巴塔耶等哲学家对“人”这一话语体系的持续解构动摇了人文主义的核心地位。与此同时，从技术层面来看，现代工业和科技革命揭示了人类的不足与局限，并意识到技术作用于人类之上的潜能。在20世纪50年代，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从一本《控制论》出发，将人与信息处理机器相并列，启发了包括人工智能、环境科学、认知科学等多个领域的思想发展。60年代中，科学家曼弗雷德·克莱恩斯（Manfred
Edward Clynes）和内森·克莱因（Nathan
Kline）将控制论（cybernetics）中的“cyber”与意为生物的“organism”相结合，创造了“赛博格”（cyborg）这一概念，从技术的角度讨论了人机结合的可能性，使之成为“后人类”理论的关键词。到了70年代，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提出了“后人类主义”的概念，试图用这一框架取代已经走向尽头的人文主义，用消除人类主体概念的方法去预示人类之后“新人”的诞生。〔2〕自此之后，“后人类”被广泛讨论，并迅速扩展到哲学、政治学、性别研究、科技理论等领域。例如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从女性主义视角进入，提出人类“嵌合体”的概念，将人与动物、机器、非物质的边界进行消融，弥补了拉康所提出的由性别差异所造成的实在界的创伤，同时也预言它将成为未来人类及生命政治的一种发展方向；凯瑟琳·海勒（Nancy
Katherine
Hayles）受早期控制论和信息理论影响，从科技人文的角度出发去讨论后人类如何被技术和文化的外在形态包裹，从而成为一种即将到来的历史模型。从“后人类”概念诞生伊始，人们对它的讨论就抱有一种复杂心态，既带有进步主义的乐观又掺杂着末日论的悲观，它看似面向的是不可知的未来（这也是文学艺术中对后人类想象的时空投射），然而事实上却针对过去：人们期许这种新的理论框架能够重新反思人类的主体地位，并在其中展现了对技术异化的深切忧虑。这种担忧并非毫无依据，随着技术逐渐取代自然成为作用于人的首要因素，传统的人类形象也发生了转变。在这一背景下，“超人类”（transhuman）作为思考人类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分支应运而生。“超人类”作为愿景一直存在于生物学和社会学家的预设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才被马克斯·莫尔（Max
More）和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等理论家正式提出。在超人类主义者看来，人类现有的身体是可修改可超越的。他们将人类现存的身体状态视为技术的过渡形式，将人类视作过渡性的物种，并设想了一个由于技术进步而没有疾病、衰老或死亡的未来。“超人类”理论具有强烈的进化论色彩，身体在这里成为人类走向“超人”的主要介质，它作为技术与人类连接的纽带，不断被改造、重塑，而技术之于身体，则在“具身性”（embodiment）与“离身性”（disembodiment）的双重特征中徘徊。“具身性”体现出技术对肉身的依附与延伸，身体的肉身、感知以及意识都被改造重塑；“离身性”则展现为身体的消解和技术的主导，身体可以被征服，甚至被替代，它有可能被吸收到技术、文化和自然的开放关系中去，从而实现人的主体性抽离。
尽管“后人类”理论的内核广泛涉及人类主体的解构与未来社会的想象，它早期在艺术领域的表现形式却更多集中在“超人类”的具体情境中，通过技术与身体的结合，聚焦于对身体的改良与变异。这种趋势与当时科技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艺术家通过具象化的身体改造和生物实验，将抽象的理论具现为视觉化的创作，直观地展示了“技术性身体”的理念，也形成了人们对早期“后人类艺术”的普遍认知，即生物形态发生变化、功能得到修复的“超人体”。澳大利亚艺术家斯迪拉克（Stelarc）便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麦克卢汉所提出的“人的延伸”逐渐进化到赛博格，艺术家就开始创作有关机器与身体相结合的作品。斯迪拉克的电子“外骨骼”《第三只手》（Third Hand）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机互动作品，他为自己打造了一只可以被身体神经激活的机械“假肢”，用于拓展身体的活动范围。几年后的《肌肉机器》（Muscle Machine）则将此类人机关系推动到更加极致，艺术家创造了一个六足机器人，界面交互更加直接，实现了直观的人机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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