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情况——何禹珩谈国画改良
(2024-07-15 22:08:44)
1943年9月，年前由南洋归国的徐悲鸿自渝来蓉举办个人画展，此次展览是其时在成都举办的最大型个展，展出作品百余件，中西绘画均列，其中国画居多，不乏《愚公移山》这类“以西洋画的技术，用国画的材料工具做的”“新艺术”〔1〕作品及其在巴蜀各地的写生创作。在一幅水墨山水画上，徐悲鸿题跋“嘉陵山水，气象万千，蜀中画家，对之漠然，此理之奇也”，这触怒了四川美术界部分同人，徐与本地“保守派”矛盾激化，后经彼时颇有影响力的四川美术协会，也是徐氏此次展览的主办方，尤其是其中主要负责人罗文谟的斡旋才得以平息。〔2〕这一事件，既反映了彼时成都作为一大文化中心，其美术界的丰富性与活跃度，也体现了在战时的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下各类思潮、事件的发生及五湖四海汇于成都的文化艺术人士给这个曾相对保守的盆地都会所带来的冲击与调适，并由此反映了彼时在蓉艺术家多样的理解与实践，成为蔓延整个20世纪的“美术革命”发轫期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切片剪影。1943年7月下旬，徐悲鸿带领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研究人员由重庆赴灌县（现成都都江堰市）及青城山等地写生，〔3〕9月返蓉后，在报纸上发布展览预告“定期于本月二十四、五、六三天将其名作数十帧，在祠堂街美术协会作来川后第一次个人画展”〔4〕，最终此次展览在祠堂街美协会所及聚兴诚银行两地共展出一百五十余件作品。这次展览与其时大多数展览免费入场并直接全数销售作品不同，不论新旧作品，只有部分可售，并按普通观众五元、学生一元一人次的票价售票参观。〔5〕在展讯发布的同时，徐悲鸿为正在四川美术协会做本年第二次个人展览的庞薰琹作序，其中言道：庞薰琹先生，原为国内最重要图案专家之一，其见极博，超极雅，而作风尤为简朴，不屑浮华，自作贷筑之游，益寄情于该区之苗胞生活，收其真实丰富之原人美感。积集其近代传神简朴之作品，不期其然，而有唐韵，诚绘画重隽品也，亦可见？中华民族之复兴，摹摸作风之将熄也。〔6〕徐氏对庞薰琹的褒扬，建立在他一贯践行的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基础之上，亦契合他此时正倡导的“新艺术运动”理念。在战事激烈而同时有极多地理文化再发现的背景下，他倡言“倘文艺而不复兴，吾国此际艺人，何颜而立于人世乎？尚欲坚守四王灵幡，而抱残守缺乎？尚欲乞灵于马蒂斯乎？尚欲借重八大山人之名，以掩饰斑点乎？”〔7〕徐悲鸿是全国美术界中声望极高的大人物，他将在成都举行个展一事，自然引起了很多关注。徐氏虽然一直以来颇为活跃，对自己的理论见解也不乏阐释，但或由于其论述并不系统且囿于信息传播效率范围，对普通艺术爱好者而言，其主张并不见得清晰。因此，在此次展览前，有公开信在报上发表称道徐悲鸿：其画其人，每一举动，毕有关吾国艺术运动之前途。所以，有心人皆极重视其影响。但耳目所及，徐先生对于我国目前艺术运动之推行，乃至创作实践之途径，究作何种主张，尚少见有具体之理论。因而对于一般人士欲求彻底之了解，不免多一层不必要之障碍……因既之哉，我们在徐先生此次来蓉举行画展之际，深望徐先生能更作些理论的自剖。〔8〕这篇文章的署名作者为“成都星期艺术座谈会”，目前笔者除在《新新新闻》不定期发刊的“新艺谈”专栏中见到有以此座谈会署名的文章外，并未见到该会更多信息，但其组织应与四川美术协会相关。这次展览时，正值四川美术协会会址落成周年庆典期间，徐氏的大型个展在此时举办于双方都不失为一次恰时的互助，由此篇公开信开启的用学理化逻辑探讨展览深度意义的宣传方式，在其时并不多见，当然这也切合于徐悲鸿艺界身份地位。此处所言“四川美术协会”是成立于1941年4月，由“蜀艺社”和“成都美术社”联合而成的，经其时政府批准并有一定资金扶持的四川省内规模最大的美术专业团体。“蜀艺社”的前身为“蓉社”，抗战前即已成立。“蓉社”规模不大，实为一个本地精英士绅团体，最初成员既包括成都本地彼时代表性画家如留日归国的林君墨、上海美专毕业的张采芹等，并含颇多兼善书画的政界要员及绅儒，如曾任四川军政府秘书厅长等职被称为“赵门三杰”的向楚，曾任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华西大学教授等职的林山腴，及被列为“五老七贤”的尹昌龄、刘豫波等。至抗战爆发，一批外省返川的川籍书画家到蓉，“蓉社”规模逐渐扩大，遂更名为“蜀艺社”，非川籍画家如徐悲鸿、谢稚柳等亦曾参加“蜀艺社”活动。这些社团在初期并无正式办公地点及组织形式，最频繁的活动便是定期会餐笔会。〔9〕但“自卢沟桥变起，抗战军兴，四方艺界名流，更复联翩戾止。鸡鸣风雨，既志道之同从；契结苔岑，如针芥之自合。爰结两社一会，扩组为四川美术协会，分别金石、书法、国画、西画、雕塑、版画、漫画、摄影、装饰等部门”〔10〕。协会初期仅设办公室于成都祠堂街10号聚兴诚银行二楼张采芹办公室内，至1942年6月28日，正式会址方落于拥有三间大展室的祠堂街16号院。〔11〕在建会初期，美协内并无理论批评职能的设置，之后在《党军日报》上设置了持续不久的“四川美术”专刊。〔12〕至1943年9月举办落成周年庆典之际，美协实际负责人罗文谟在工作展望中强调将恢复出版特刊，鼓励同人撰写论文与批评文章。〔13〕随后，洪毅然在《四川美术协会会所落成周年纪念特刊》上撰专文指出开展理论批评的迫切性，以免在展览渐多的空气下“是非莫辩，真伪不分”〔14〕。再后“美术评论委员会”成立。上文所提望徐悲鸿做“理论自剖”的诉求，或即为此意志下美协的有意导向。在徐氏展览开展后，这种批评的空气日渐浓厚了起来。展览开幕的第二天，即1943年9月25日，《新新新闻》发表时任四川省教育院厅长的郭有守撰写的半版长文，细述徐悲鸿的从艺履历及艺术的社会贡献。作者作为与徐氏留法时即相识的友人，对其人品事迹评价颇高，并称“悲鸿对于绘画技巧，希望能达到司空表圣诗品所指：真气远出，妙造自然的最高境界，对于绘画哲学则又以：遵德性，道问学。致广大，尽精微，道中庸为依归”。〔15〕在此文开头的编者按中提到刊文契机是因为观众对展览批评不一，〔16〕而邀于政界、文化界均颇有影响力的郭有守撰文，可见此事之影响已漫出美术圈。但即便有要员“站台”，或温和或尖刻的批评并未消迹。展览最后一日，《新新新闻》刊《参观徐悲鸿画展后》一文，作者对徐氏艺术主张及西画成就等均颇为推崇，但对其国画创作存疑：《愚公移山》是以西洋画的描摹，用国画的材料和工具画的，画面的内容与表现出的力量，纵然很好，也只能望出这是一幅的草稿，或是一幅书中的插图，倒未便即称为是完整的作品。
……《观音图》（因为不好找画题，姑用此名）中之观音一像，似有骨无肉，是否合了解剖，尤其在面孔的表现，有类似狱中的俘虏。《大士象》的线条与用笔，充满稚气，实为全部作品中尤失败者。未定稿之《国殇》（图1）有类似宣传画的广告画，希望徐先生定稿有所改进……总之，徐先生的西洋画无可非议，可是中国画却要请徐先生有慎重考虑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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