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文化是“一个精神与智力发展的过程”说起。文化如同大江大河,都是一路蜿蜒曲折、因地赋形而成,没有任何一个是笔直向前“从一而终”的。文化若一成不变或自我重复,本身便是缺乏活力的表现。很多一度辉煌的古代文化如今只余断壁残垣,就是因为僵化死板,无法适应周遭变化所致。

中华文化绵延至今数千年,发展演进亦非毫无波折,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华文化之间,区别有时相当明显。早在1941年,国学大师钱穆就开始打破单个朝代限制的研究模式,认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时,应侧重研究其发展方式与方向改变。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可分四期,“秦以前为第一期,秦以后到唐为第二期,唐以下到晚清为第三期,现在则是第四期开始”,并且认为“学术思想最灿烂的时期,是在秦以前。政治社会最理想安定的时期,莫过于汉、唐。而文学艺术的普遍发达,则在唐代开国以后”。民国时期,国家处于风雨飘扬之间,故钱穆着重谈中华文化的几个发展巅峰来振奋国人精神。如今海晏河清,国内学者回看历史时,应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华文化几次明显的历史转折之上。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哪些方面才是左右中华文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学界未有定论,但“政体结构”“学术思想”与“军事征服”,至少各居其一。

(一)政体结构方面

从先秦到秦汉,中国的行政构架“从分封到集权”,是中华文化内部的一大转折。先秦哲人立意高远,为中华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那个被雅斯贝尔斯誉为“轴心时代”的历史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既有哲学高度,又涵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般可能,为中华民族日后数千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世提供了有力借鉴与灵感源泉。此后历朝历代,国人遇到各种社会难题、文化困境时,都会先到诸子典籍里寻找灵感,再结合现实状况反复斟酌试错,确定最终的解决方案。“人类靠当时所产生、所创造、所思考的一切生活到了今天。”然而,跟“轴心时代”其他几个文化中心一样,先秦末期的惊人繁荣、力量发展与财富积累,最后以暴力征服、支配一切的强大帝国告终。秦始皇以法家学说扫平六国后,“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不惜严刑峻法甚至焚书坑儒,完成了思想文化从“百家争鸣”到“定于一尊”的巨大转变,结果遭到政治、文化的双重反噬,二世而亡。汉初施行“黄老之治”,一度纠正了秦朝失误,但后来汉武帝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经学为学术正统,而实际上,因儒家政治思想中存在一些“理想国”式的空想成分,此时运用了许多务实的法家措施,开“外儒内法”治国之先河。其他诸子传承多半中断,中国文化就此丧失了一些重要侧面。张岱年曾不无遗憾地指出:战国时代擅长逻辑学、物理学的名墨两家的消亡,是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近代实证科学的原因之一。故而,从先秦到秦汉,中华文化内部这次由多元而集中的剧变,影响极其深远。

(二)学术思想方面

东汉末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带来的冲击颇大,而中华文化也就此补上了对逻辑思辨、超越感的追求。中国自古以务实为上,历来被推为“官学”“国学”的儒家崇尚脚踏实地——“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至今仍代表着多数国人对待“超验”的态度。而佛教文化源自邻国印度,建立于一种将现世繁华视为梦幻泡影,力图通过苦修达到往生救赎的学说之上,实际上是一种对彼岸的超越性追求。为了破除眼前虚幻、心里魔障,需要练就一双慧眼。从这个意义来说,佛学是一种助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训练。赖永海说“佛法具有极高的思辨性,与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讲求的是一种多元、立体、动态的思维方式。一件事物在任何一个角度看来,它都可能是对的,甚至两个相悖的观点,都可能是对的”。这与中华文化历来“一元论”为主的思维方式大相径庭,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曾遭到各方反对,佛教徒为自身传教的合法性不停与各派学者展开激烈辩论。中华传统文化中,与佛学相近的,主要是强调抛开眼前利益、追求心灵自由的老庄玄学,二者在抛开功名利禄等世事表象,直抵社会人生本质等方面,有很多共同点。道家也因此成了佛学在中国的最大知音与竞争对手。不过老庄起初无意开辟道家学说,故著述不多且崇尚微言大义,从不细述具体的思维过程,只能靠才智之士自行感悟。佛学则为广传佛理而因材施教:既有以生动离奇的寓言故事阐释禅意来吸引无知无识的百姓的著作,如《百喻经》;又有围绕论题反复论证的精巧思辨,或从身边小事开始抽丝剥茧，以层层深入的严密逻辑来折服博学多识的士人的著作,如《金刚经》和《楞严经》。故而佛学在争取信徒方面占优,逐渐站稳了根基。后来,佛学与老庄玄学经过漫长岁月的相互借鉴与彼此磨合,融合成了好打机锋的中国佛学——禅宗。禅宗创始人惠能最初崭露头角时吟的著名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身就是与神秀论辩之作。其弟子法海集录的《坛经》的最大特点便是思辨,其中的“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三十六对法”等,都有强烈的思辨色彩。中华文化原本纯粹务实的价值取向,因此有所改变。两晋产生了“重玄”之风:“重”即重复,“重玄”出自老子《道德经》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语,类似西方哲学中“形而上”之意。概言之,中华文化在嫁接思辨精巧的佛学思维后,才真正形成了对超越感的追求。

(三)军事征服方面

元、清两朝的野蛮屠杀与文化戕害,是对汉文化刚健风骨之风的沉重打击,甚至可说是近代中国一蹶不振的历史根源。元朝时忽必烈的辽阔版图、清朝时康乾盛世的文治武功,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他们最初作为凶悍残暴的异族侵略者,在征服中原过程中的酷烈屠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极为罕见。两朝建国均以杀人、屠城闻名:公元1122年(宋末),全国人口9347万,到1274年(元初),剩887万,损失率高达91%;清廷入关时,整族不过几十万,自觉统治数千万汉人难度太大,于是一次次疯狂屠城,如“扬州十日”(80万)、“江阴三日”(17万)、“嘉定三屠”(50多万)等等,桩桩件件惨绝人寰。然而,中华民族并未就此沉沦,而是忍辱负重后重新爆发,不仅推翻异族统治,还将其整族同化。因此,文化之高低、国运之存续,不完全以武力强弱为转移。元朝能以武力横扫宋朝,亦可覆灭于“孱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在明朝时有所恢复,但清廷时期又遭沉重打击。清廷灭明后,忌惮于汉人反抗之猛烈,又有元朝覆灭殷鉴于前,采取武力震慑、怀柔政策并用的策略:一边主动亲近中华文化,一边利用图书编修、文字狱等手段扼杀中华文化刚健的一面。如康熙朝编《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朝编《四库全书》,固有“稽古右文”之功绩,但编纂过程中,对“违禁”书籍大肆销毁、删改:如记录清军入关后屠城杀戮的书籍,宋朝人谈到辽、金、元,提倡民族大义的书籍……单在《四库全书》编辑过程中查禁、销毁的书籍,就达2400余种,总数10万部以上,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大浩劫”。清廷使用此种“武力高压+文化阉割”的强力手段,统治中国近300年,表面看极为成功;但从精神层面来看,输得也相当彻底,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无远弗届、不分彼此的精神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塑造着所有成员的心灵世界。清廷统治者在中国社会全力制造、散播奴性文化时,自己亦无从幸免,八旗子弟的朝气血性流失极其严重。19世纪末,西方列强入侵时,本应骁勇无畏的八旗权贵们,或鲁莽无知进退失据,或奴颜婢膝丧权辱国,最终还是因中华文化根基深厚,保留了些许精神元气,因缘际会打破清廷的文化枷锁后逆境崛起,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重建国家。

简言之,文化是“一个精神与智力发展的过程”,中华文化绝非某种简单、静态的文化遗产,而是一个以汉文化为主流,始终变动不居,不断融入外来因素的多元文化综合体。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碰撞较量,短期靠武力,长期看文化。历史上中国并非长盛不败,但“亡国”与“亡文化”不同。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在保留自身精神内核的同时,不断汲取外来养料自我更新,每每在即将覆灭之际重新焕发惊人的生命力。即便偶尔有战败亡国之险,中华民族也会因此凝聚齐心、东山再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此种历久弥新的文化精神,才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尽劫波而不绝的根本原因。（选自《美育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