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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著作两种

审美活动既然是“情感的直观”，这就提醒我们，审美教育不同于行为规范教育和学科知识教育。它更多的不是知识和规则的灌输，而是切身的体验。教给学生一些艺术创作的技巧和鉴赏的知识，固然有助于审美意识的培育，却并不能取代审美活动本身。举例来说，现在中小学生都要求背诵一定数量的古诗词，但大多数人都已经没有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经验，对于一些经典的田园诗意象，比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们就算记住了诗句，也很难产生那种美感的愉悦。因为他们与诗中所描写的对象是隔绝的。

康德还有一个著名论断，“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这就指出了审美活动的另一个根本特征，即它的无功利性。审美判断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知识判断、道德判断，而是不借助概念的纯粹观照和自由的情趣判断。个体在审美活动中获得的美感经验，同审美对象的实用价值无关，同主体的任何欲望和利害考量无关。朱光潜先生则以一棵古松为例加以说明。他说，一个画家在观赏一棵古松的时候，他的全副精力都专注在古松的形象本身上，古松于他构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他忘记他的妻子在家里等柴烧饭，他忘记松树在植物教科书里叫作显花植物……古松以外的世界他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他只把古松摆在心眼面前当作一幅画去玩味。”他说：“注意力的集中，意象的孤立绝缘，便是美感的态度的最大特点。”

正是因为审美活动是无功利的，我们才说美育是以陶冶情感为目的的。陶冶的效果，无法像其他学科那样，有一个划定的教学大纲、可以通过考试的分数来检验学习的效果。事实上，把美育当作一门课来教，反而容易违背美育的初衷。当我们希望学生通过美育课程去爱上一种日渐小众的传统艺术，或是去传承一门濒临失传的非遗技艺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功利的，只不过这种功利戴上了文化的光环罢了。进而，如果把美育变成考核学生或学校的指标，就更是南辕北辙了。

理想的美育，是在每一门学科的教育中，都能够融入和贯穿审美意识。学习任何学科，如果不是一味刷题，如果能同应试教育的目标稍稍拉开距离，学生都能体会到其中的美感。语文、英语自不必说，数学、物理这样的纯自然科学，也存在着形式之美、逻辑之美、自洽（合目的性）之美。朱光潜先生说，“每个哲学家和科学家对于自己所见到的一点真理（无论它究竟是不是真理）都觉得有趣味，都用一股热忱去欣赏它。真理在离开实用而成为情趣的中心时就已经是美感的对象了。”和薛定谔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狄拉克说：“使一个方程具有美感比使它符合实验更重要。”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在被问及为何对自己的理论有信心时，他的回答是：“因为我的方程式是美的。”彭加勒说：“逻辑是证明的工具，直觉是发现的工具。”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而直觉和想象力，正是审美活动的重要特征。

由审美的无功利性，又可以联系到康德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美是“自由的游戏”。这一观点后来由席勒加以发展，成为著名的“审美游戏说”。这里的重点是“自由”。从表层的意思来说，它仍然是指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不受对象和环境的限制，不带有任何实利的企求。但是从更深层次来说，“自由”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中，又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自由是人之为人的自我实现，是“自律”和“自为”，也可以说，是人的合目的性。康德和黑格尔之所以都把美学作为其哲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桥梁，来沟通自然王国和理性王国。正是在审美活动中，人通过“自由的游戏”，实现了“自律”和“自为”，统一了真和善，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万物的灵长”。正因为如此，席勒说：“通过自由去给予自由，这是审美的王国中的基本法律。”

哲学的语言未免抽象。其实，在《论语》中，对于审美作为一种自由圆满的境界，有一个非常生动而又经典的描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我们都知道，孔子一生积极事功，周游列国，推行仁政，甚至到了“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地步，可是在这里，他分明是把曾点所描述的审美境界，认作了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中国人的思想里，一直贯穿着儒道互补、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样的传统，不正是审美精神对于功利追求的一种平衡吗？

回到美育应该教什么的问题。毫无疑问，相较于具体的艺术学科，美育更应该致力于培育审美的态度，养成审美的精神。美育的手段，更多的不是知识与技巧的传授，而在于情趣的陶冶，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人固然脱不开物质实利和社会关系的需求，但人生之中，我们总是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同实际的生活拉开一点距离，去追寻一点纯粹的愉悦，譬如那两位挑粪桶者，让世界有一些诗意，也让人生更值得去过。今天我们抱怨各种“卷”，学生在学校里“卷”，成年人在工作中“卷”，焦虑和压力不堪承受，乃至于“躺平”，是不是因为在功利之网中陷得太深，而少了一点超越的审美精神呢？

事实上，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事业，都只有在我们抱着一种审美的态度，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不斤斤计较于眼前的利害得失，但求满足理想和情趣的时候，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比如，谈到中国数学与世界尚存的差距时，丘成桐先生就说，如果家长、老师一味地让孩子做题、学奥数，只是希望他们考入一流名校，那就永远养不成大师。“我们培养年轻人，希望他们不但能解决大问题，也能够走出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就是追随自己的兴趣和理想。

朱光潜先生的《谈美》一书，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他自己也说，在这样一个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怎么还有心情来谈“美”呢？他的理由是：“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生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这，也许就是美育的无用之大用吧！（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