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体现国家意志，是落实国家事权的重要载体。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这表明，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创新性人才培养提供中国式、高质量的教材体系支撑，就必须深化教材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教材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推进教材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代十年教育变革史中的关键事件。总结新时代十年我国教材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的历史成就和经验，对高位把握教材治理的现代化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

把握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

教材治理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它不仅取决于现实社会发展的条件，更取决于国家对其治理逻辑的根本把握。教材治理逻辑是在教材建设与管理过程中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这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渐进变革和内生性演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材、中小学教材、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等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这些论断为新时代教材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逐步形成了为谁治理、治理什么和怎样治理的逻辑主线。

（一）为谁治理：紧扣教材建设国家事权

事权是现代化教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的基础，国家事权就是国家对教材治理的最高统治权。正是通过这种最高统治权，国家才能够将各级各类教材建设聚合在一个整体的制度框架内，以此建立起现代化的教材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从源头明确了为谁治理的根本问题。

一是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价值定位。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2017年，刘延东在国家教材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把国家教材建设作为战略性基础性工程抓紧抓实抓好”。郑富芝指出，教材建设国家事权是对我国教材建设经验作出的重大创新，是国家在价值判断基础上作出的价值选择及价值定位。可见，新时代教材建设国家事权这一论断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和政治方向，创造性地表明了教材建设事关国家利益，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统筹规划和治理。

二是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基本遵循。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材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一坚持五体现”指明了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为加强新时代教材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因此，新时代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必须紧紧围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目标任务，承担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国家使命，全面推进教材建设的制度化与规范化。

(二)治理什么：抓好中国特色教材体系建设

完善教材体系是落实教材国家事权的重大举措。《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要将“课程教材体系作为教育治理核心内容”。在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战略视野下，党和国家针对新时代教材体系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和新思想。

一是系统推进重大主题进教材。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主题教育进教材工程。田慧生指出，“课程教材加强重大主题教育，是体现国家意志、落实国家事权的必然要求，是培根铸魂、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内在要求，是提高课程教材建设水平的本质要求”。2020年伊始，党和国家出台了重大主题进教材的一系列文件：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构建体现时代特征的劳动教育体系的重要性；2021年8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高度凝练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系统回答了“进什么”“如何进”和“怎么教”的重要理论问题。2021年9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了《“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进一步强调教材培养学生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的重要性和全面提升课程教材的铸魂育人功能。此外，教育部还密集印发了《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2020年)》《国防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2021年)》《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2021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2021年)》《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2021年)》等系列主题教育文件。这些文件的出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大主题进教材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是整体设计思想政治课教材。统筹推进思政课教材一体化构建是思政课教材治理的重点。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这为新时代思政课改革指明了方向。2022年，《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建设推进方案》提出，要“建立健全覆盖专科本科研究生各学段、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协同推进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同年8月，《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出台，明确要优化思政课教材体系，及时修订思政课统编教材，持续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建设。总的来看，在“大思政”观的统领下，国家通过对各级各类思政课教材的优化组合，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和多形式的思政课教材育人体系。

三是构建整体的教材体系结构。推进教材体系结构的整体建设是打造中国特色教材体系的重要内容。2014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指出，要“基本建成高校、中小学各学段上下贯通、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科学合理的课程教材体系”。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高等教育教材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总之，新时代教材体系建设突破了微观教材体系的局限，从宏观层面建立起纵向衔接、横向配合、类型齐全的现代性教材体系，教材全面育人和综合育人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如何治理：系统设计教材管理制度体系

新时代十年，教材治理集中体现为教材管理制度的整体转型和教材体制机制的创造性变革。十年来，党和国家遵循教材治理的根本逻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统筹规划教材建设蓝图，深化教材管理的体制机制改革，国家教材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有力地保障了各级各类学校高质量教材的高效供给。

一是全面深化教材管理制度的综合改革。推进教材管理制度的综合改革旨在系统设计教材管理制度的方向和目标、内容和路径，并通过统筹兼顾的办法增强大中小学教材编审选用等各项教材管理制度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同年，《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指出，要统筹专业、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进职业教育学制改革。2016年，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该文件站在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制定了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了新时代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方向。

二是教材管理制度的统筹安排。完善教材管理制度体系是教材治理的重要目标。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将教材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提上了改革日程。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要“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对新时代教材管理制度现代化的战略愿景进行了系统勾画。同年，《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 (2019—2022年)》明确了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建设目标、各级各类学校教材建设的重点任务。它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总的来看，新时代国家系统谋划了教材管理制度现代化的总体框架，并将教材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教材建设的根本动力，形成了聚力教材管理制度改革的新格局。（来源：《课程·教材·教法》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