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为保证高等学校生源质量，开始实施重点中学建设制度，部分省份为了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在多数县市设立了重点中学。20世纪90年代，县中以严格的教学管理与应试教育导向的训练体系异军突起，形成了对城市中学的冲击，称之为“县中模式”[1]229。县中通过集中住宿、高强度学习训练使学生在高考中脱颖而出，为广大乡镇学生进入精英大学提供了重要门径。[2]近年来，县中困境引发社会舆论关注，并逐步上升为国家政策议程。　　

2019年，关于县中衰落现象的媒体报道引起了社会关注，11月14日《半月谈》发表《“县中衰落”现象折射的警讯！》[3]，17日《中国青年报》转发《半月谈》报道并进一步发表评论[4]，1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聚焦县中师资流失问题[5]，22日熊丙奇撰文《“县中衰落”的背后是超级中学的野蛮生长》将“县中衰落”指向超级中学抢生源问题[6]。此时，“县中衰落”问题讨论与媒体评论都是基于《半月谈》的报道。　　

2020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提交两会议案《建议全面振兴“县中”教育》，基于调研数据指出县中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区域公共政策失衡等因素影响,优秀教师、优秀学生不断流失,县中教育质量下滑，进而优秀教师、学生进一步流失，形成了恶性循环，县域教育生态日益恶化，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了“县中塌陷现象”，将对我国公共教育格局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7]此时，“县中衰落”发展为“县中塌陷现象”，澎湃网[8]、搜狐[9]等媒体陆续报告，再次引发舆论关注，也逐步上升为国家政策议程。2020年底，教育部将振兴县域高中纳入2021年教育工作计划；2021年3月，《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县域高中建设”，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针对地方县中发展存在的“生源和教师流失比较严重、基础条件相对薄弱、教育质量有待提高等突出问题”，实施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整体提升县中办学水平。

从文献研究来看，2020年之前有少量关注县中问题的研究，如林小英以P中为例分析县域教育生态的困境并提出破解之道[10]。随着县中问题上升为国家政策议题，更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到县中发展问题，如刘丽群、张文婷分析了“县中塌陷”问题如何发生，并提出振兴县中的必要性与可能性[11]；雷望红分析县中发展的运行逻辑，认为“县中塌陷”主要是受快速城镇化和教育规范化的影响[12]；杜晓利等在《教育家》分享了县中发展的系列观点，包括优质生源流失原因及破解之策[13]、县中教师队伍队伍建设现状[14]与困境应对[15]、县中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发展定位[16]、县中振兴需要厘清地方政府的教育职责[17]等；周秀平提出优秀师生流失与重点大学升学率下滑是县中困境的主要特征[18]；吴秋翔以贵州某县为例探讨“县中塌陷”的成因以及国家专项计划何以改变这一困局[19]。已有研究认为升学率下滑是县中困境的主要特征，分析了制约县中困境的内外部因素，并从优化专项计划着手保障县中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为本研究提供重要启示。但已有研究以个案研究和思辨研究为主，缺乏大规模调查数据支撑，对县中困境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关系缺乏深入分析，为本研究提供了切入点。

二、县中升学困境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以大规模访谈数据为基础，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视角分析县中困境及其影响因素，即关注“县中升学困境”。2020年12月，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课题组深入进行县域高中发展现状调研，其中包括对我国东（G省）、中（Y省）、西部（D省）三省41个县域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者与高中校长座谈，访谈人数102人。笔者运用MAXQDA质性分析软件对51份访谈资料进行文本分析[本着为受访者保密的原则，文中访谈者以“省份+单位+号码”的方式呈现，B代表教育局，M代表中学，G省第一位接受访谈的县教育局长为“GB1”，所在县为GB1县。]，进行县中升学困境的概念界定和影响因素分析。　　

从受访者视角来看，县中困境突出表现为县中升学困境，即县域高中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数量与质量下降，部分地区近年来呈现持续下滑趋势。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包括数量获得和质量获得，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人们更多关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质量获得。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县域高中也保持了逐步增长的高校录取率，本科上线人数也在增加，但部分地区高考录取率和重点高校录取率都呈现下滑趋势，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县中升学数量下降，一本上线率或者本科上线率下滑。调研中D省B市8所县域高中本科上线比例直线下滑，如DM4、DM5、DM6三所中学一本上线率和本科上线率断崖式下滑，DM5、DM6中学近十年来没有学生考上本科。二是部分县中升学质量下降，重点高校录取难。G省参加座谈的8个县近10年来只有1个学生通过专项计划被北京大学录取，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人能考上重点高校。这种现象引起受访者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影响社会政治格局的担忧：“县域高中清北录取人数不断下降，与城市高中在竞赛和保送学生方面差距越来越大，且这种趋势和城市学生升入清北比例均逐步扩大。寒门学子进入清北路越来越窄，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差距越来越大，几十年后终将影响国家的政治格局和版图。”(YM1,2020)　　

高等教育机会均等获得受多方因素影响，包括受教育者个体家庭背景、教育资源分布、制度、文化等。从受访者视角来看，社会结构分化、教育资源流动、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政策执行等方面是影响县中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贫富差距拉大，在城市化、市场化进程推动下，高中学校等级化招生制度推波助澜，优质生源、师资等教育资源向中心城市聚集，高中教育资源差异拉大，县中教育质量下降，在部分地区县中升学质量下降成为必然趋势。

三、县中升学困境的应对策略

在当前我国新的发展格局下，尤其在追求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下，需要重新审视县中发展问题，既要通过切实提升县域高中教育质量保障县中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起点公平，也要从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和高考招生政策补偿的视角，保障县域高中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结果公平。　　

第一，坚持系统观念，明确社会发展阶段特征，在共同富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下重新审视县中发展问题。改革开发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后富，促进了四十余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规模迅速增长，满足了人民群众有学上的诉求，但同时也带来社会财富与教育机会分配的差异拉大。当前，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促进区域公平与教育质量提升成为重要导向。同时，我国城市化进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推进以县域重要载体的城镇化进程。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从社会长治久安的视角看待县中发展问题，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尤其是地方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改变过去以高考升学率为指标的评价标准，注重对县中育人功能的增值评价；将县中发展问题纳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规划，并将其作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内容与实践路径。　　

第二，完善教育资源配置，加强教育综合治理，在教育高质量发展基础上保障县中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起点公平。县中升学困境问题归根结底是教育质量问题。因此，县中振兴的关键与核心是提升基础教育质量，保障县中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起点公平。首先，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逐步完善以师资配备、生均拨款、教学设施设备等资源要素为核心的标准体系和办学条件标准动态调整机制，达到基本办学标准和办学条件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底限。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可以将县域高中学校管理与财政投入权限上升为市级财政管理，将老少边穷地区县域财政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保障，确保高中学校发展的基本经费支持。其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扩大免费师范生培养学校范围，除了部属师范高校外，支持本地师范本科高校面向县域高中定点培养免费师范生，补充高中师资队伍。同时加强县域高中教师全员培训，尤其是新高考、新课程、新教材的培训，高中教师教育观念转变和专业能力的提升是高中育人方式转变的关键，也是县域高中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再次，在中考招生政策方面，进一步规范高中学校办学行为，尤其是限制高中学校跨区招生、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等招生行为，保证高中生源有序流动。最后，在区域教育协同方面，保证县域内龙头高中学校的发展，兼顾县域内高中学校的均衡发展，充分发挥民办高中学校对部分地区高中学位的补充作用，促进县域内公办学校内部、公办与民办高中学校形成良好的发展格局。　　

第三，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扩大专项计划实施范围，在高校招生环节保障县中学生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结果公平。21世纪以来，我国实施“面向农村贫困地区的专项计划”作为统一高考的补偿性政策，计划实施后确实增加了寒门学子入学机会。访谈中也发现，县中学生能够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多数是通过国家专项计划。旨在改变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规则的高考政策，成为部分县中学生进入重点高校的重要途径。《“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高校招生有关专项计划继续对基础教育薄弱地区予以支持；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可以看出，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的专项计划是我国当前高校招生环节保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与城乡公平的重要政策工具，但高校招生补偿政策需要进一步细化，包括扩展重点高校招生范围，尤其是改变过去只集中在部分省属重点中学招生的现象；扩大国家与地方专项计划实施范围，实施以县域为主的专项计划实施核心，向县域高中投放一定比例或者数量的招生指标；完善专项计划实施的指标，尤其是从过去强调经济性指标为依据的实施范围转向制定以经济与教育发展相结合的综合性指标体系[19]；考虑专项计划的精准实施，避免因为对县中的政策补偿而带来对城市普通中学的“反向歧视”。（原文载2022年11期《教育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