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以后”的中国，或者“物质丰裕的时代”，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为支持各项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日益雄厚，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有底气达成许多过去可能难以企及的成就。即便还存在教育质量有待提升等诸多挑战，我国教育事业已有长足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据有关部门统计：2019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4.8%，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12.5%提高到51.6%，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4000万人，实现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些成就，无疑都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整体国力的大幅度提升，从而能够有力支持教育事业发展为基本前提。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为例，2012年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连年超越GDP的4%，总规模达到了数万亿计（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教育经费总投入达53014亿元）。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只要国家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已经达到且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也必定会在未来支撑中国教育事业的进一步腾飞。

但“物质丰裕的时代”的意义，并不总是积极的。“物质丰裕”的社会对人类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的发展的挑战也是空前巨大的。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从现在开始必须直面的挑战至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教育需求类型的升级；二是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

所谓教育需求类型的升级，指的就是无论受教育者（学生）还是教育者（教师），大家接受和从事教育的动机类型都已经悄然发生了范型上的变化。受教育者，以后当然还会继续考虑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如获得文凭、找一份好工作），但越来越多的人会从过去接受教育的“饥饿逻辑”（如“跳农门”、找工作等）的控制中逐步摆脱出来，更多地关注通过教育去追求修身养性、安身立命、实现人生梦想等教育的本体性价值。2020年，湖南省一位贫困家庭出生的高分考生不顾网上许多人的劝阻，没有选择更赚钱的金融专业而毅然报考了自己所心仪的考古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贫困子弟的这一抉择，虽然未必已是普遍现象，但在过去的物质匮乏时代却一定是更难想象的。类似心理需求的变化，在教育工作者身上也呈现出了同样变化的趋势。2015年河南一位中学教师辞职的理由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封“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当然不是说教师们以后都不在意薪酬、待遇了，而是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时期，除了物质上的回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在教育工作、日常生活中寻求生命的安顿、意义的获得。

以上接受、从事教育的动机的范型变化，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而依据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级理论，“如果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地得到了满足，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基础需要获得满足之后，其“优势需要”就一定会转移到对真善美、自我实现等高级需要、超越性需要上去。接受教育、从事教育的心理需求类型变化，或者学习与工作动机类型的变化，正是悄然发生的时代巨变的典型表征之一。

所谓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指的是由于社会经济以及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我国人口的社会阶层、文化素养等正在悄然发生结构性变化。首先是“中等收入群体”队伍的不断壮大。目前中等收入群体队伍有多大，学术界尚有争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等收入群体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的趋势，则是为大家普遍认可的。而且只要中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中等收入群体就会不断壮大，其中“新主流阶层”（中高收入阶层的中等收入群体）队伍的规模也会水涨船高。中等收入群体，并不只是一个合乎某些财富指标的人群，其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基本生活问题已经解决，与之相应的心理需要的类型也会随之变革——与获得个体尊严、寻求社会正义等精神需要相关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意识和诉求都会普遍提高。

除了社会阶层结构，还有一项与教育发展直接相关的结构性变化，就是人口的文化素养结构的变化——中国受教育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80%以上国民是文盲相比较，目前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全面实现、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中国，其人口文化素养结构——其实就是受教育人口占比的变化已经翻天覆地。越来越多的国民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这固然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也更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但是由于“民智已开”，包括教育治理在内的全部社会治理将面临全新的挑战，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内含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将成为我国公民普遍而真实的现实诉求。换句话说，许多不讲公平正义或“不讲道理”的社会治理与教育治理的旧模式必将越来越不合时宜。近年来一些人们过去习以为常的社会“小问题”常能在一夜之间就迅速形成重大网络“舆情”，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总之，“物质丰裕的时代”已经让中国教育需求的类型、社会大众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或者类型上的变化。相应地，中国教育只能顺应历史大势、努力作出与时俱进的改革。换言之，中国教育一定要有回应“2019年之后”时代要求的范型之变。

顺应“物质丰裕的时代”来临的历史大势，我们应该努力作出的与时俱进的最重要教育变革，至少要完成以下两大方面的转型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