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二哥就要被火化后送入坟茔入土为安了。因为疫情阻隔，我未能订到回到家乡的车票去奔丧，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这两天来，从儿时起到前天他咽最后一口气，一幕幕的景象不住地在我脑海中翻腾着。我感叹他一生的不容易，为他苦难的一生难过。

    我二哥乳名电子，学名陈培皋(我们是族中家谱中皋字辈的)，一九四四年出生。当年我父亲正在冀中军区司令部工作，我二哥的幼年是由我母亲一人在家乡同口镇抚养长大的。自我记事时起，我二哥在我印象中是一个老实听话的孩子。稍长些便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有这样一幅景象深深地藏在我的记忆中至今清晰：那是一个秋末冬初的傍晚，母亲做熟了晚饭，单等去拾柴禾的二哥归来开饭。我便蹦蹦跳跳地沿街跑到村北口等候他。不一会便见二哥和几个小伙伴都背着一大宅筐(家乡一带流行使用的劳动工具，下边是柳条筐，上面是由四根约1.5米长的细木棍组成的围栏，大人用扁担挑重物或柴草，也可当揹筐使用)干柴草朝北村口走来。我敬佩我哥哥的勤劳。

    在同口完小上学时，哥比我高两个年级。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在教室外面墙上出庆六一的专刊，我曾在红布的帐幔上看见我哥的一摞文章，文章中回忆自己过往的童年，予祝低年级学生儿童节快乐。我当时很受感动。我记忆中，我哥心灵手巧，一次老师留的家庭美术作品作业中，我哥用透明的厚胶板纸，在一张32开白纸上镞下了一只蹬在树杈上的猫头鹰，透明胶纸下是颜色，那猫头鹰被整得活灵活現，我和母亲在煤油灯下看着哥完成的全过程，母亲微笑着夸我哥手巧，我却希望他能镞出两只凤凰来，认为猫头鹰不吉利，但我没有说出口。

    小学毕业后，我哥还曾在安新县冯村已故的高悦民先生主办的全县第一所农业中学上学，因为哥忠诚老实，很受校长高悦民和任课教师如韩文郁老师们的器重。那是在三年大饥荒的年月里，有一次我去给哥送衣物，步行十来里路后找到他，他让我在他住的民房(农中租借的)里住一宿，第二天再回去，怕当天返回去累着我。晚饭后，他用房东灶堂做晚饭的余灰烧熟了两个在菜地里检到的甜菜疙，我们哥俩每人一个分吃，虽然那被菜农丢弃的甜菜疙瘩歪歪扭扭的，但哥哥对我的关怀和照看，给我留下了一个温暖的记忆。

    大约是在1960年的深秋，我高小毕业辍学在家。远在山海关的父亲回信让我在家乡学习当年青年人的榜样——邢燕子，在家乡当一个新时代的农民。对此我很不甘心，总想还得找学校学习。恰逢远在东北齐齐哈尔市的姨表姐家需要人照看小孩，来信要我去那里生活，我愿意去，但母亲考虑我年岁尚小，独自出那么远的门不放心，我哥年岁也大些，可以独立生活了，就叫他去东北。我哥很乐意此行。那天天气很好，哥背着简单行装，带着路费，我用一个当年流行的粗线大眼网兜，拎着一个搪瓷脸盆和洗漱用具，送我哥去高阳县汽车站。哥儿俩沿着通往高阳的唐河大堤步行，一路上说不完的家常话，有儿时过往的回忆，有相互间的叮咛嘱咐，步行了约三个多小时后，远远望见了当年高阳城里那半截塔，便加快了脚步，赶快到了环城路边的汽车站内，哥背着行李走累了，坐在长椅上喘口气，我飞快地去售片窗口问去保定的车点。那时一天仅三趟车，若赶不上头班车得等下午的车，到保定后买去东北的车票就晚了。回答说正在剪票，马上开车。我赶紧喊哥来买车票一剪票一进站一上车一车开动了，我空手跑出车站门在出站口举着手看哥，哥隔着窗口向我招手，也听不清他临别的喊话声，我心中可难受了！不知这一别何时才能相见！我怀着郁郁的心情免強又走了三十多里路，回到了家里，自此失去了兄弟二人间的打闹和欢乐，思念之情日甚。忽有一天，收到了邮局送来的平信，是哥从齐齐哈尔寄来的。信中尽数到齐市后的情况和我表姐一家近况，最重要的是报告给我们喜讯，在我那当国家干部的大表姐夫保荐下，哥已进入名叫“建华技校”的工厂当了一名正式工人，工作生活的很好，还认识了一些象他一样由各自家里出来就业的新朋友。信中说车间和厂里很信任他，对他很好，他心情很舒畅。看了几遍信后，我和母亲都放心了。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多以后哥突然返回了家乡。我见他神情沮丧，心情不好。我几次追问原因才得知了实情：原来哥入厂后，厂里多次开大会，保卫科长讲话让新工人填表，一个个的约谈了解家庭情况。我哥入厂时是填的亲爷爷家的中农成份，又有我表姐夫举荐，哥又老实肯干，厂里想提拔他，又约谈了解政历情况，我那胆小懦弱的哥哥将家庭情况合盘托出，说出了我父亲过继给其伯父家庭成份高的事实。因为该厂属军工系列，厂里便给哥调换了工作，让他去工厂里的菜园里管理菜园，工资待遇不变。他在那里干了段时间，我能猜想出来他肯定是想不开，觉得窩囊憋气，没有社会经验的他也没与任何人商量便自动离职回家了。自此，我哥象变了个人似的，多沉默，少言语。在生产队里劳动，在那个年月里，有时也受点不讲道理的人欺辱，忍气吞声的也就过去了，队里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老好好”，我想这个外号是多少个与人无争和与世无争换来的呀！我记得我在廊坊铁路子弟学校上初中时，一年暑假回家，傍晚到家后，不见我哥，母亲说哥在自留地里搭了窝铺，住在自留地里。自留地里种的磨盘北瓜(即别处称作南瓜)，不去看着就每天都丢，还把瓜秧都踩坏喽。我到自留地里去看哥，他坐在用一领蓆搭的简易的窝棚里，见到了我很高兴，让我挨着他坐在铺地上，问我在外边的情况。还用手掐着我的胳膊说我长胖了长壮了。这个举耐让我现在想起来心里都热乎乎的。我在家里过暑假时看到，哥白天干活，晚上用我姐夫在河北农大上学时农学系的教材书，自学植保和种植的专业知识，他曾是安新县同口村第38生产队里最早讲究科学种田和田间管的社员。生产队社员们推举他当队里的“园头”，总揽队里种菜事物，包括挑选在园里干活的人员、申请生产队资金买菜籽、农药、施肥、收获等一系列琐事。由于他科学管理，大蒜都长成大头大瓣，西葫芦结的多，又嫩个又大。我们队有家人去北京高官亲戚处串亲，拿生产队里分的大蒜当礼物，回来后对人们说，很得北京亲戚欢心，夸蒜头长得个大，蒜瓣也大。当年全村共45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园头”，我哥是唯一的一个年青的“园头”，而其他队里都是上了年岁的人当园头。我哥还当过第38生产队的会计，这期间他周清月结，及时把收支账目张贴在街墙上，使队里社员们一目了然。改开以后，生产队消亡了，他还曾以卖花为职业，在早市和集市上卖关东产的散烟，卖菜等小买卖养家生活。他的记性很好，淀里苇地的地边地沿他过目不忘，所以有时给水乡的关城村来同口村承包苇地的人们领认地边，挣点微薄的佣金。其间也曾受过村里的恶人无理取闹的欺压，我知道后嘱咐我哥，不让他管这类事了。他老实本份，缺乏闯劲，带着一个小儿子，日子过得不宽余，不得不将我的一处临街房产很贱的(一万八仟元)卖掉了，除了还生活上拖欠的债务和改装屋内地面，只给了我两千元钱。几个月后找到我说要办婚事用又将钱全部要走了。半年多以后，我哥又找到我，想找些钱做买卖当本钱。我心疼他带着孩子过日子不容易，那天我顶着大戗风骑自行车从建行取出几百元存款交到他手中。我送他出胡同口时嘱咐他：“哥，你得计划好，你急需的钱给你了，我这里供着两个学生也不容易，咱们都各自挣扎着生活吧！”当年我想，我也对得起他了，一万八千元都花净了，我一分没要，另打碎敲的还不断出钱。我的那处房产放到现在最少能卖30万人民币。就这样来来往往，悠悠搭搭地过了多年，孩子们都养大了。我本来想供我侄儿上到大学，可他本人不愿再上学了，初中毕业后就就业了。也曾换过不少职业，当书画拍卖行的职工，进厂当工人，当旅游公司的导游……侄长得好，身体也好，也很孝顺我哥。我哥生病后，侄要出远门工作，就托他儿时的朋友的孩子给我哥送饭，不是送一天两天，而是送了一年多。由此可见侄儿很会为人，能交真心实意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