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坛杂忆》的编者顾国华先生称得上是“神交”，至今尚未谋面。而且，如果不是为了这次撰文上网查看，我还不知道国华先生的本职工作是出纳。不过，每年我和陈平原照例都会收到从“浙江平湖乍浦食品站”这个固定地址邮寄来的《文坛杂忆》一卷，后来更添上多种自印或公开出版的他人著作。当然，在这些书刊中，总少不了国华先生用钢笔工整书写的信函，告知与《文坛杂忆》以及不断繁衍的印刷物相关的编印事宜，并随着交往日久，逐渐增重了个人现实感怀的分量。到二〇一四年为止，《文坛杂忆》已出满三十卷。这表明，国华先生投入以之为开端的文化事业已经三十年。而清点我们与他的神交，至今也已逾二十七载回溯与国华先生的结缘，实乃凭借了《读书》的牵线。一九八八年，平原正热心为《读书》撰稿，从年初的第一期到第四期，每册杂志都有他的文章发表，其中包括了连载两期的《江南读书记》。大概因为出现频率高以及趣味的契合，平原引起了国华先生的关注。约莫五月底，我们收到了《读书》编辑部转来的一包邮件，内含国华先生寄赠的《文坛杂忆》前三卷。这是一种小楷誊抄、蜡纸油印的文史类笔记集，长开本，仿古线装。卷首有国华先生用墨笔书写的“平原先生教正”，并加盖了“国华持赠”的印章，题赠时间为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不知这是不是我们最早见到的民间刊物，但《文坛杂忆》肯定是其中最别具一格、书卷气最浓的一种。卷一所录一百七十三则笔记，开卷第一位作者即为我辈熟悉的中华书局著名编审与文史学者周振甫，他的《诗词例话》《文章例话》曾是我非常喜欢的读物。卷末尚有一篇由顾国华署名的《编辑后记》，述其编刊缘起，文辞儒雅。虽然编者藏身“食品站”而非学术单位有点奇怪，但当时我们并没有多想，只觉得古代既有隐于屠沽、隐于渔樵的高人奇士，国华先生以文化人而隐身商业机构，也足可续成佳话。这篇后记因是随年刊发行，外间难得一见，不妨抄录开篇文字，以见一斑：比年以来，予经常奔走淞沪浙皖之间，水注云从，获见知于各地文场诸耆老。当其端居多暇，朋从交欢，古往今来，上下议论之际，幸得谬容末席，謦欬频亲，聆听雅言，颇多掌故。窃思如能将文场之众多轶事趣闻，归纳一处，笔之于书，颇能薰人耳目，启人神智。匪惟珍贵，尤足传流。此区区微意，仰荷周振甫、高君藩、许明农诸前辈，率先首肯,名曰：文坛杂忆。自征稿以来历时期月，乃蒙海内文豪学博，硕德醇儒，踊跃供稿，覃思相助，益深感激。如此简单的动机，在别人很可能是玩票，兴尽即返；国华先生则是一旦认定，全力以赴，百折不回。于是我们看到，《文坛杂忆》的印制水平越来越高，由起初的油墨不均，变为后来的扫描胶印，字迹清晰。当然，在这背后是资金投入的不断增长。不同于后来见到的诸多民刊以中青年作者为主力，《文坛杂忆》的撰稿人自始至终几乎是清一色的文化老人。这俨然成为其最大特色，也是国华先生一以贯之的自觉追求。创编伊始，他在《编辑后记》中已自豪地揭橥，“斯编虽微，然作者多为古稀以上至九旬开外之老人，以有限之馀生，作涓埃之益世，却[确]属难得”。嗣后，每期卷末，国华先生都会一丝不苟地编制一份本卷作者简况表。以最后一卷即卷三十为例，除表中所列“姓名”“性别”“年龄”“生卒年月”以及“籍贯”五项外，尚有例行的“备注”，如下：

　　（一）作者年龄至二〇一四年计，逝者以卒年计。（二）本表仍以年龄排列先后，本编作者十八人，计一千五百九十九岁，平均年龄八十九岁。（三）拙编一至三十卷作者一百九十一人，计一万六千九百三十岁，平均八十八岁[点]六岁。

　　其实，如果查看国华先生另外编列、并未公开的《文坛杂忆一至三十卷刊入文章》一表，则可知作者中实不乏百岁老人。甚至如陆立之（1909-2014）先生开始在《文坛杂忆》出现时，已经寿逾期颐。以这样的阵容，尽管国华先生曾力加邀约，我们仍不敢贸然动笔，深恐坏了规矩。

　　不只是长寿保证了多闻，而且因其人大多为文坛耆宿，所撰之文因此更富史料价值。现代文学史上相当活跃的作家章克标（1900-2007），曾为《文坛杂忆》撰文二十七则（含未刊稿六则），内中即有《关于鲁迅先生》这样对研究者颇具吸引力的题目。素有“掌故大王”之称的郑逸梅（1895-1992），也在该编留下了五则文字，可谓以其身份确定了《文坛杂忆》作为文史类笔记丛刊的性质。如以撰稿数量计，刊出最多的作者乃是王钟琴（1919-2007），总计发表一百零三则（尚有五则未用）；而假如连同未刊稿一并纳入，则拔得头筹的乃属张仲蔚（1911-1998），所作九十二则已刊，二十九则未用，合共一百二十一则。至于《文坛杂忆》的史料价值，就个人的经历举隅，可述二事。一九九五年，应大学同学沈楚瑾之约，我为她所在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主编了一套“学者追忆丛书”，其中有《追忆章太炎》（陈平原、杜玲玲编）一种。选文时，《文坛杂忆》也在我的注目取材范围内。而前一年刚刚印出的卷十三中，恰有钱鼎澄（1907-2001）先生撰《追记章太炎师主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一则，因符合我对丛书只收录亲历者见闻的设定而入选。当时不知钱氏为何许人，现由国华先生的列表中，知其为“退休中学教师”，可见早年的中学老师亦不乏饱学之士。而我做秋瑾研究，对其一九〇七年被杀后出现的大量文学作品十分关注。特别是《轩亭冤传奇》一剧，篇幅既长，写作时间又早（完稿于同年阴历九月九日，上距秋瑾就义之六月六日仅三个月），且剧名也足以涵括其时将秋瑾之死指认为“冤狱”的舆论取向，故堪称晚清“秋瑾文学”的代表作。并且，此作自晚清至民国，先后以“（神州第一女杰）轩亭冤传奇”“鉴湖女侠传奇”等题名多次刊行，实已蕴含丰富的时代信息。不过，对于作者“萧山湘灵子”的真实姓名，学界长期无人知晓。一九九〇年代，专治近代戏曲史的梁淑安研究员考证其人为张长，一时被采信，但究以张之出身乃浙江桐乡而非萧山，留下疑点。至二〇〇一年，华南师大左鹏军教授根据一九〇七年在杭州编印的《著作林》杂志中的《诗家一览表》，确认“湘灵子”实为萧山人韩茂棠的别号（《近代传奇杂剧作家作品考辨五题》），一桩疑案至此方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