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国企改革，公司治理方式也不断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治理由行政型治理逐渐向经济型治理转变，所谓行政型治理就是企业治理运作过程中，按照行政化的方式决定其资源配置、高管任免和经营目标;而与之对应的则是“经济型治理”模式，即以市场化方式配置资源、以市场化的方式决定高管任免和实施经济化的经营目标。目前，部分国有企业是两种治理方式并存，因此尽管当前国有企业内部已初步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外部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监督也日益受到重视，外部市场和法律制度也不断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内容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受历史原因、市场环境、行业特点、体制背景等方面因素制约，目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仍有诸多问题。

（一）股权结构集中，中小股东缺少话语权

随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企业呈现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但总体来看国有股权比重过大，股权结构集中的现象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由于受各种政策限制，以及非国有资本经济实力的影响，在和国有企业进行混改后，非国有资本拥有的股权比例相对较低，对企业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无法施展自己的经营理念，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缺少话语权，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没有充分融合，各治理主体无法有效制衡，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决策作用，抑制了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限制了国有企业的发展空间，难以形成科学的决策和管理体系。

（二）行政干预仍然存在，公司内部治理效率低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指出:“当前，多数国有企业已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从实践情况看，现代企业制度仍不完善，部分企业尚未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权责不清、约束不够、缺乏制衡等问题较为突出，一些董事会形同虚设，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国资委属于国家行政部门，同时其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通常会将国有企业当做政府的一部分，在履行出资人监管职能的同时，会让国企承担不应该由企业承担的责任，通过行政指令安排，要求国企履行部分政府职责，动辄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存在不考虑投资项目收益和企业承担能力，通过指定投资项目强行干预企业投资的行为，这与企业追求盈利目标明显相违背，不利于企业的自主经营管理。同时，权责明晰的授权清单尚未全面建立，企业在决策过程中有时以上级审批文件代替内部决策程序，可能导致自主项目因过多的审批环节而“流产”，错失商机。此外，由于国有企业股东一股独大，董事会成员及经理层通常通过行政任命，因此可能存在董事会虚置问题，股东大会自主选举董事会成员的权利难以发挥，小股东无法通过董事会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弱化了董事会的决策与监督职能，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独立董事由于产生来源、更迭机制中经理人权力的影响和董事会任人唯亲文化的存在，并没有发挥预期的监督作用，导致公司内部治理效率低。同时由于董事与经理层人员交叉的情况较为普遍，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

（三）经理层选聘及激励约束机制不合理

国有企业中尚未建立有效的职业经理人制度，高管多是由国资委自上而下直接任命，市场化配置力度不高，董事会选聘经理层的权利受到限制，由于管理层选聘较为行政化，被选出的高管追求政治晋升的热情远高于公司管理，另一方面，经理层的激励机制也不到位，平均收入水平较低，薪酬结构过于单一，缺乏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且国企管理者通常只会受到提拔，而鲜有职务降级，因此国企经理层感受的外部压力约束较小，勤勉程度也大幅降低，不利于提升管理积极性。

（四）党组织与公司治理尚未充分融合

深化国企改革，要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坚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推动落实“党建进章程”“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重大决策事项党组织先行研究讨论等工作。但在工作实践中，一些企业党组织领导与现代企业公司治理融合尚不充分，没有准确厘清党委(党组)和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其他治理主体的权责，不加区分地将经营决策事项不管大事小事都提交党委(党组)进行前置研究讨论，导致党委(党组)前置研究讨论泛化。同时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比例很高的情况下，有的企业党委领导班子与行政领导班子高度重合，出现重复决策和治理效率低下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