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企改革？这无疑是一个大话题！简言之，改革开放之前，国企整体效率是异常低效的，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是经济体制的绝对主宰，一切生产资料统归国有。社会生产、消费、乃至分配听命于政府计划安排。国有企业依照政府部门的统筹和规划展开生产，缺乏自主权和决策权。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导致国企生产效率低下，人浮于事。虽然改革开放后政府扩大了国企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但仍很难与民企尤其外资企业同台竞技。反而对各级政府财政形成负担，并且加剧了银行坏账的规模，这构成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直接因素。

病因究竟在哪里？归根结底，在于产权制度并不明晰。西方国家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通常的分离的，作为私人股东出于效益因素，会有足够的动机监督经理人，并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决策中去。相比之下，我国国企从名义上归于“全民所有”，但所谓的全民并无法参与其中。这样一来，国企官僚（管理者）取代名义上的所有者，成为国企的实际控制人。

然而，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作为国企管理者，本质上不过是体制任命派遣出来的“打工者”，他的升降荣誉取决于体制的垂青，而非企业所创造的利润。由于产权制度的缺失，这些代理人甚至不惜通过恶性竞争（不计成本的价格战）以及转移资产的方式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样一来，不仅掏空了国有企业本身，而且导致社会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处于极度紊乱之中。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放开、管理科学”的改制原则，这标志着国企改革踏上了新的征程。无论众多中央还是地方国企，均成为此次动刀的对象。虽然通过“结构性重组”、“减员增效”等甩包袱的手段，众多国企变身成为股份制公司，由于产权明晰提升了整体经营业绩（缓解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压力，同时为其提供利润），但社会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几千万国企职工被迫下岗，成为被牺牲掉的社会群体。

有人说，这是我国社会为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恒丰钱包并不同意这一点。无论任何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是增加人们整体幸福，几千万人失业的代价未免太过沉重。也有人认为，这是遵循私有化改革理念所导致的必然恶果。这一点也有待商榷，竞争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缺乏竞争机制的经济体必然运转低效，使社会整体处于贫困状态，计划年代已很好说明这一点。那么问题在于，通过何种举措将国企改革所引发的阵痛降低到最低程度。并且，从长期来说增加社会整体福利，这才是需要考虑和探索的关键，也是此次国企混改必须顾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