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市场与资源约束将加强。在今后一段时期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作用趋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宏观环境下，市场及资源对企业发展约束将进一步增强，产能过剩问题可能进一步凸显，并可能导致企业两极分化，资源和利润均向优势企业集聚，弱势企业将面临生存危机，转型升级缓慢的企业可能遭到市场的淘汰。优势企业对劣势企业的并购重组将重塑市场竞争格局，经济转型缓慢的地区可能由于企业破产倒闭等问题加剧财政困难，进入恶性经济循环。

二是稳增长压力增大。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年下降，但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大幅上升，2022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其中国有控股增长10.1%，民间投资仅增长0.9%。2023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8%，民间投资下降0.2%。今年1-6月，中央企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房地产）1.4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超过40%，占全部投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国有投资在稳宏观经济、升级产业结构中起到关键作用。

三是企业利润空间收窄的同时，对财政加大支持任务趋重。在当前财政运行紧平衡，收支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需要国有企业在保障财政稳定、提供社会保障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8.8%，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同比下降17.7%。2022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689亿元，比上年增长10%，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343亿元，比上年增长17.2%；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3346亿元，比上年增长5.5%。国有企业亟需进一步提高资本经营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承担起稳定财政收入、促进民生的责任。

四是技术进步压力增大。近年来，我国的制造业正处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阶段，在当前国际竞争大环境下，中国制造遭遇了三面夹击：国内制造业面临着要素成本全面上升的挤压，传统制造有东南亚国家追赶并替代，从2018年开始高技术制造又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围堵。通过技术引进吸收，实现产业升级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五是发达国家市场不乐观。当前，中美关系、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政经关系仍然不够稳定，西方发达国家打压我国高新企业趋势仍然明显，对我国高技术、设备等限制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不仅影响我国产品向高附加值的地区出口，也影响高技术、关键设备进口，部分产业链环节外迁也可能对我国产业链生态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