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然不同：儒法两家

执政理念对比管窥

——读《韩非子译注》

作者 乔志明

读《韩非子》读到了这样一则故事，鲜明地揭示了法家与儒家截然不同的执政理念，给人以深刻印象。

这个故事说的是太公望因辅佐周武王伐商有功而封于齐。在齐国东部的海滨有名叫狂矞与华士的两位隐士，他们相约不作天子的臣子，不与诸侯交往，自己耕种解决吃饭问题，自己掘井解决饮水问题，要做到无求于人。不要君主给的名誉，不要君主给的俸禄，不去做官而从事体力劳动。结果太公望到达封地后即派人将二人杀掉了，成了被首先惩处的对象。周公旦在他的封地鲁国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人急传信函给太公望，说“那两个人都是贤人啊！是有德有才之人，你刚刚享国就杀有德才之人，这是为什么？”太公望回答说：“这兄弟二人约定，‘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他们不臣服天子，那么我就任用不了他们；他们不与诸侯交往，我就不可能派遣他们出使；他们亲自耕种吃自己打下的粮食，亲自掘井喝自己井里的水，不有求于人，我就不能用赏罚来鼓励和约束他们。他们不要君主给的名誉，即使有才智也不能为我所用；他们不依赖君主给的俸禄，即使贤能也不会为我建功出力。他们不愿做官，那就不好管理；他们不愿被任用，那就不会效忠君主。自古以来圣明的君王驱使臣下的手段不外乎爵位、俸禄与杀戮、处罚，这四种手段对他们都不产生作用，我这做国君的如何支使臣下？”太公望还讲了，好比一匹骏马，你驱赶它不向前，勒住它不止步，让它向左它不向左，让它向右它不向右，这样的骏马，即使下等人也不会把自己的脚力寄托在它的身上。这两个人自以为是世上的贤能之士因而不愿被君王利用，这不是英明君主所任用的对象，他们就像不可驱使的骏马，因此我把他们杀了。

《韩非子》书中还叙述了以上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不同之处是太公望三次登门往请狂矞，均被却马于门，狂矞拒不相见，太公望遂杀之。周公旦在鲁驰往止之，赶到时，已诛之矣。所述诛杀道理相同。这后一个版本里没有提到华士，只涉狂矞一人。

故事中的太公望，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即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号飞熊，别名吕望、姜望，国人习惯称其为姜太公。商末周初政治家、军事家、韬略家，周朝开国元勋，兵学奠基人。垂钓于渭水之滨，遇西伯侯姬昌，拜为“太师”，尊称太公望。辅佐周文王建立霸业，辅佐周武王消灭商纣，建立周朝，册封齐侯，成为齐国的始祖。还有说法是，姜太公受封后依然留在周朝辅佐执政周公旦，平定内乱，开疆扩土，促成“成康之治”，周康王六年，病逝于镐京。如果这一说法可靠，则姜太公诛杀狂矞与华士的故事就是虚构的。

故事中的周公旦，姓姬名旦，西周开国元勋，儒学先驱，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采邑在周，故称周公。周公因帮助周武王灭商兴周有功，封于鲁。但他留朝辅政，由长子伯禽就封。武王卒，武王的儿子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扶助幼主。期间平息了其兄弟管叔、蔡叔等人的叛乱。待成王长成，还政于他。周公还制礼作乐，为西周典章制度的主要创制者。据史传，周公虽然被封于鲁，但始终并未就国，就封的是他的长子伯禽，故伯禽被称为鲁国的始封君。以上故事中说周公在鲁国给太公望传信，甚至亲自赶往齐国劝阻，恐非确切史实。

故事中的狂矞和华士，应是传说中的人名，只出于《韩非子》的《外储说右上》篇，其它史籍无从查考，是否实有其人难以确认。《庄子》书中有一位楚国的贤人，名叫接舆，佯狂不仕，称为狂接舆，“矞”与“舆”同音，二人特征均与“狂”字相连，且均拒绝为臣出仕，不知二者有无联系。不过《庄子》中叙述的狂接舆与孔子同时，那与西周初期的狂矞即不属同一时代，若以真实人物论则绝非同一人，如以虚拟人物论则可视为同一类。

历史上是否确实有过姜太公诛杀狂矞华士之事，也只来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的叙述，我尚未查到其它史籍记载佐证。尤其是故事中将姜太公影涵为法家代表人物以与公认的儒家先驱周公相对并列似有牵强之嫌。周公作为儒家的早期代表历史已有定论，但将姜太公确定为法家的早期代表，以显示法家与儒家在早期同时并立，均证据不足。法家学派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商末西周初期法家尚渺不可寻。这个故事虽然存在一些待解之惑，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作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的韩非子通过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思想，是确切无误的法家思想，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个故事是韩非子作为论据，用来论证《外储说右上》篇开首所列的第一条经文“势不足以化，则除之”的。意思是对于权势不能够驯化的人，就除掉他。这是法家论君主驾驭臣子的三种方法中的第一种。狂矞、华士就属于“势不足以化”者，因而就被除掉了。这就是法家的逻辑。

狂矞、华士，他们并没有要危害君王或社会的动机，只是不愿意入仕为臣，要自食其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仅此而已，竟然就被诛杀了。法家的这种统治方式无疑不合情理，而且太过残酷。这种做法，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简直就是滥杀无辜，草菅人命，野蛮至极，但法家将之称为“除患”，即除掉后患。是对什么的后患？是对“权势”的后患。法家的执政理念，以“权、势、术”为中心，对权势的蔑视，就是对掌权者的威胁，权势者就要及早动手，早绝后患。

这种执政的理念与儒家是截然不同的。儒家讲“德治”“仁治”“礼治”，统治方式似乎带着一些“温情”色彩，强调以理服人而不以力服人，追求要人心悦诚服，而不靠压服，对杀人还是比较慎重一些的。这一点在故事中通过周公与姜太公对这一问题截然不同的态度就可以显示出来。对儒家的德政、仁政，法家认为是“舍势之易而道行之难”（舍弃通过权势强制这种容易奏效的办法而采取利用德行来感化臣民这种难以奏效的方法），“是与兽竞走也，未知除患”（是舍弃了车马而徒步与野兽赛跑，这是不知道如何除掉祸患）。法家的说法似乎并非没有道理，而且法家的做法往往还能立竿见影，收效迅速。这在战国时期法家人物曾受到许多国君的青睐被委以重任，在国家治理中取得显著成效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如申不害之于韩国的治理绩效，韩昭侯任用申子为相十五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使韩国国治兵强。申不害是法家中主术治的一派。吴起是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在楚国任令尹，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促使楚国富强。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将吴起乱箭射死后又五马分尸。最典型的莫过于商鞅、李斯甚至包括韩非子之于秦国的崛起与完成一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但商鞅死后又遭车裂；李斯被腰斩，夷三族；韩非子遭构陷，被逼自尽于狱中。许多法家人物不得善终成为了一种历史规律，使人费解。孟子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法家统治建立在“民畏之”基础之上，而儒家则努力追求“民爱之”基础，这种“畏之”与“爱之”的不同执政效应，使我约略领悟到了上述结局其中蕴含的某些必然性。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曾开展过一个叫作批林批孔的运动，批林是批判林彪，批孔是批判孔子，中间又穿插了一个叫作“评法批儒”的运动。运动的政策很明确，对法家是评，对儒家是批，褒贬意味鲜明。当年我糊里糊涂被裹挟在运动中，始终也没有搞明白儒家与法家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只是按照报纸上的说法在批判会上照本宣科说上几句以应付场面。现在老来无事，初步读了儒家与法家的一些著作，才对儒法两家有了些许了解，这个故事犹如给了我一把钥匙，使我找到了区分儒法两派之不同的门径。又如给了我一种眼光，使我有了看待儒法两家之不同的视角。

中国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多年，始终将儒家学说奉为正统，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但正如史家洞见，实际情形却是统治者一贯奉行的是“霸王道杂之”，所谓的霸道就是法家思想，王道就是儒家思想。儒家的仁政礼教之说佈于外，而以法家的刑名法术之学藏于内，实行“阳儒阴法”或“外儒内法”的国家治理方略。霸道只做不说，王道往往是只说不做。原因是王道好听，便于收拢人心；霸道有效，可以立竿见影。单用“一术”则会事与愿违，难达目的。这就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治理的史实。

从现代社会治理越来越重视以人为本的要求来看，儒家思想具有更多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因素，法家思想强调法治，但此法治与现代社会提倡的法治具有巨大的差异，虽也有精华可以撷取，但与儒家思想相比，总体还是显得落后与蒙昧，可取之处逊于儒家。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六日动笔

五月二十三日完成初稿

十一月十七日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