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曾长期执行“片帆不许下海”的禁令。全国仅开放广州一港与外洋通商。并指定十三行与之进行专卖。
      广州，外文写着 Canton，这是当时传教士对广州的拼写法。与香港HongKong；澳门Macao；厦门Amoy；福州Fuchow；上海Shanghai 等的拼写一样为当时地名的拼写法。
      现在除了香港、澳门和上海这三个旧式外文拼写继续使用外，其余已全部改用汉语拼音并受到世界各国认可。
      但是老式拼写法仍然要掌握，因为在阅读以前的外文资料时。见到这类地名，就要联想到这些写法是指广州等的称呼。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广州的贸易职能主要是进口供皇室使用的西洋奢侈品。如时钟怀錶、香料及皮货。对外主要输出茶叶、瓷器等。
      这里主要介绍广州皮毛（Fur trade）生意。广州毛皮市场兴起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它是西方海运国家对华贸易逆差的直接产物。
      仅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为例，当年输入的皮货，价值白银即达272万两。为了解决贸易逆差，夷商只好用白银支付。
      来粤夷商处心积虑寻求白银替代品。经过一番寻找，夷商发现中国上流社会喜欢穿戴毛皮服饰。这种替代品终于在北美西北岸找到了。这就是从海獭和海豹身上剥取的贵重毛皮。（海獭时称海龙；海豹时称海虎）
      发现这一商业秘密后，美商大力发展广州毛皮贸易。因为这样一次航程包含了“三次赚钱的机会”。
      他们先从美国运出小刀、毡子等廉价物品到西北海岸换取印第安人的贵重毛皮，然后远航广州。出售皮货，购入茶叶。返航后，茶叶又以高价在美国或欧洲市场上出售。利上加利，这就是所谓的“广州毛皮热”的原因所在。
      清代广州毛皮市场的兴旺，从当时的广州外销画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外销画里广泛涉及三百六十行的“市井画”类别中，走街串巷“卖皮货”的小贩。是屡见不鲜的主题之一。
      “卖皮货”之所以能列入清代三百六十行乃是时代所赐。其深远的时代背景为：清代的皇族与豪门，穿着毛皮服饰蔚蓝成风，逐渐变成社会上层社会的标配。
      即使在四季如春的广州和其他沿海心城市也不例外。广州口岸是海运毛皮的集散地，十三行商人经营毛皮者大有人在，广州成了与恰克图（Кяхта/Kyakhta）齐名的皮都。
      恰克图在当时属于中国，汉名为“买卖城”。前些年电视剧《走西口》，演的就是山西商人到“买卖城”与老毛子做毛皮生意的故事。
      有需求就有人营生，而且这些都是做大户人家的买卖。一个月只要做一两单就够本了。因此在街头叫卖毛皮，以备补换衣领或袖口之用，这在当时并不罕见。
      广州毛皮市场的兴旺对恰克图的毛皮贸易产生极大的冲击，这不能不引起沙俄对广州毛皮市场的觊觎。众所周知，俄国于十六世纪征服盛产毛皮的西伯利亚后，随之又向堪察加、白令海和阿留申群岛扩张。终于把“毛皮王国”的阿拉斯加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近代全球最大的毛皮输出国和对华毛皮贸易的领先国。
      一直以来，按照清政府夷务政策的传统，沙俄不被允许前往中国沿海任何港口贸易。恰克图互市开张后，入华毛皮激增，皮货的销路，早已成为俄国对华贸易的生命线。
      康熙末年，俄国毛皮通过恰克图源源不断销往北京冲斥市场。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朝廷向沙俄发出咨文，通知俄方暂停商队贸易：“（我朝）各种皮货甚为丰足。况广东、福建等沿海地方，每年又有西洋等国商船前来贸易，诸凡物品甚足，无人购买尔之商货”。
       因此，沙俄密切注视北美毛皮资源的开拓和流向。积极策划挤入广州市场，夺取美商手中的毛皮生意。
      乾隆年间频繁出现的所谓“恰克图闭市”，实际上是清政府对沙俄当局破坏边境安宁的经济制裁。
      自乾隆九年至五十七年（1744-1792年）间，共闭市十次。其中最后和最长的一次达七年之久（1785-1792年）。
      正当俄国皮货在我国北方滞销之际，波士顿美商却在广州大显身手。俄国毛皮公司于嫉羡之余，力求疏通“北皮南运”的渠道，不惜违反《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规定，铤而走险，擅自闯关。
     嘉庆十年（1805年）冬，俄国毛皮公司的“希望号（надеяться）”和“涅瓦号（Neva）”，奉命“开拓广州商务并展望对日本和其他亚洲地区的贸易”。运载各色皮件来穗试销。从而构成震惊朝野的“俄罗斯夷船来穗贸易”案。
      在这一桩桩“皮货贸易”的后面，暗含着国家竞争的角力。大清国在“闭关锁国”政策之下，年复一年，坐失良机。不到四十年后，鸦片战争就在广州洋面爆发。战后中国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从此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不系舟 Non-moored boat
         延平梅山坡“府学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