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缺陷与改进

钟阳

二战之前，西方世界一直对阳明心学不予重视。二战后，西方社会面临信仰重建、倡导“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阳明学才真正引起西方的关注。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阳明心学也开始广传世界，但如果说产生重大影响笔者认为不大可能。阳明心学毕竟是五百年前提出的，是有其缺陷的，真正要影响世界还要进行改进和发展。

王阳明知行合一也是有其缺陷的。即知即行其实很少人做到，除非有极深的修行才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有即知即行，先知后行，先行后知三种情况，这才符合中国文化大系易学原理。易学讲究一阴一阳之谓道，在实践，要灵活处置，有时偏阴，有时偏阳，有时中性，都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十分灵活，绝不可僵化。就象随缘摆渡：船有时在左岸、有时在右岸，有时在河心，如此才能把人渡过河去。易学讲三生万物，一分为三，就是这个道理。知行合一是目的，但现实中方法要灵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思想，并不合符中道，那是一种外向性思维方式。

毛泽东的实践论在于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这与普通高校存在的问题是一致的，当今北大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也就百分之四十左右，已褪下天之骄子的光环，遑论其他高校毕业生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但不一定就走向越来越高的阶段，那是受进论思想所影响，在实践和认识过程中，都有可能有偏差的。进化论其实是一种外求思维方式，根本不懂东方内求内证，不知人的仁体、真如的不生不灭，无所谓进化或退化。世界历史是进化与退化循环往复的。除非你注重内在修行，否则，在实践和认识中都可能受外在影响走上错误路线。所以，修心化性、致良知，十分重要，决定着你的认识与实践是否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如此才能达到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王阳明心学在五百年以来，几经沉浮，在日本开花结果，至新时代方于中国大陆渐成显学，实为历史的必然和中华文明的幸事。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王阳明心学在明末之后沦为狂禅式的末流，在日本也成为军国主义的思想武器并与德国尼采的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结合，为日本疯狂向外扩张而张目。造成这个结果，一是由于阳明心学继承了陆子“心即理”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思想，使阳明心学很多行者不重视心性理论学习，更遑论禅修实证。日本人在知行合一中形成了严谨的工作作风，但抛弃“致良知”而不顾，只追求“无中生有的行动成功力”。二是长期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社会长期都缺乏普传的安全高效的禅修方式有关。很多阳明学者缺乏修行，把妄心当本性，以为可按妄心而肆意妄为。相对来说，陆子心学的“宇宙便是吾心学，吾心即是宇宙”，还更能引起人们天人合一的胸怀和追求。而阳明心学理论上的不足极易导致后学蔽于人而不知天，这里的人是妄心之人。文化大革命，其实即有阳明心学末流思想的余运。

文化战争是现代战争的至高点，只有文化上压倒西方，中国才能真正复兴。朱子理学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发展，心学推动了明治维新。朱子理学对鬼神的物化解释，毁圣人之教，对于唯物主义于西方乃至全球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发展出了柏拉图理念、康德理性思想，但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都没有完全膺服理学心学，尤其是欧美只是吸收利用以发展自己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体系。中国文化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境界，实非朱子与阳明可达到，朱子与阳明因生于闽浙，两地近海且商业文化盛行，经世致用为其所长，其思想实为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源泉。至于明未之士说理学家好空谈，固然也是事实，但必然认识到理学心学传播到欧洲或日本去的作用，因为不同地域文化与条件不同。阳明心学此次于中国复兴，只能是做为第三期儒学构建的引线，当这个历史任务完成后，阳明心学将重新消寂下去。

阳明心学，实为三千多年来，周文王、周公使中国文化由神本转辙人本的历史衍进的重要阶段。但由于其内圣如果没有禅修以落实，外王也就没有可能，更不要谈天人合一。人类不能只有经世致用的维度，还得有永恒境界的追求。人只有与天在良性互动中才能有良好归宿。中国人本主义强调内在超越，当内在超越不能很好地落实时，天的层面就得以某种形式以高扬。陆子心学反映了一种心包宇宙，天人合一的精神气质：一方面强调内在超越，于心上落实，这方面胜于朱子；另一方面示人予天的高崇，这方面胜于阳明。所以陆王之学当综合起来继承与发展，并且要大力推广普适性安全有效的禅修法，再加上全球化的新道教的建立，如此才能在中华文化化成天下的过程中得到海外各宗教界的理解和支持，否则，不免落于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