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为什么说：重庆在四川一直是在负重前行
(2023-11-13 23:29:14)一、在川期间重庆发展日渐落后。
重庆在历史上就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建国之后重庆被并入四川，由于四川历来就是吃饭财政，缺乏足够的财力同时投入成渝两个大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重庆经济发展。一位参与四川省计委每年投资规划的人士说：“重庆计划单列之前，四川省在重庆的直接投入不多”。
重庆直辖前，一直是全国省级计划单列城市中财政净上缴地区，不仅承担了计划单列之前原四川省对中央的全部上交任务，还要直接和间接上缴一部分收入给四川，重庆地方财政收入自己留用的只有1/3不到。作为历史包袱沉重的老工业城市，当时重庆上缴的任务比沿海有些发达省份还要重。可以说，重庆在国家财力并不宽裕的时期负重前行，对大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遗憾的是，从1950年代后期起，重庆的发展速度不尽人意。到1980年代初，在全国15个重要城市中，重庆固定资产占第5位，工业总产值和职工人数占第7位，劳动生产率全国倒数第一，1983年重庆工业产值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市财政收入更是比上年大幅下降。似乎重庆往日的生气和锐气，在历史的烟尘中慢慢消散了。
二、面对重庆的困境，中央决定对重庆实行综合改革试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刘明夫带队到了四川开展调研，重庆是他们调研的重点。刘明夫也是国内经济界“老资格”，文革前就是国家计委副主任，文革中靠边站，已经多年没出来了，看了重庆他吓一跳。在他的记忆中，重庆的区位很好，一头连大西南，一头连长江流域，历史上就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但刘明夫当时看到的重庆，就是一副破破烂烂的样子，菜园坝火车站又脏又乱，全市还有600多万平方米的“抗战房”（抗战期间修建的一种简陋的临时住房，木结构，用竹篱做墙和隔断，敷以黄泥和石灰），还在用晚清的机器，重庆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10亿，向省里缴6亿后，重庆自己剩不了几个钱，基本上不能搞技术改造，更别说扩大生产规模，维持简单再生产都捉襟见。
当时，重庆的财政收入在全川占了三分之一，支出仅占全川的十分之一不到，市区很多主干道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修建的，重庆没钱对其进行翻新、改造。为此，重庆市同志对省里很有意见，说四川省对重庆市实行的是竭泽而渔、抽肥补瘦、杀富济贫的办法。省里一些领导对重庆也是比较了解的，对省里“只收不予”的做法解释道：“重庆作为一个特大城市，确实处于比较困难的境地，但站在省里的立场也不好办。很多地市靠省补贴过日子，再加上三州地区几乎全靠省里拨款。省里一共有20多个地市，重庆经济分量占全省太重，保重庆就会得罪一大片，而且还保不了”。
重庆面临的困境，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在中央的支持下，重庆开启了综合改革试点。
三、重庆计划单列后，仍然负重前行，发展停滞不前。
重庆在1983年率先试行市带县，并实行计划单列，即赋予重庆省一级的经济管理等权限。
按常理讲，重庆实行计划单列，经济上应该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但实际上重庆经济并未按设想发展。
1、先说财政收入分配。重庆是罕见地成为要向省里上缴财政收入的计划单列市，比如青岛、厦门、深圳，貌似都已经有了相当的财政自主权，直接与中央财政挂钩，地方收入不需要上缴省级财政。但是重庆当年作为计划单列市的时候，却需要向省财政上缴高额的财政收入。
那时四川省每年上交中央财政5个亿，每年重庆上交四川的却有6个亿。在确定今后的盘子时，既要考虑到四川的具体情况，也要兼顾重庆今后的发展，还不能使国家财政收入受影响。经过反复协商，最后确定，“从1984年起，对重庆市实行国家计划单列体制…重庆市的财政收入按商定比例，一部分上缴中央，一部分上缴四川省，一部分留市。1984年的比例为中央49.5%，四川省13.5%，重庆市留37.0%；1985年调整为中央39.5%，四川省23.5%，重庆市留37.0%”。
2、各项专项经费的分配。计划单列时，重庆市与四川省对在重庆市境内收取的养路费、河道养护费、城市建设维护费等等各类专项资金，每年都有近几个亿的收入。在这些资金的分配问题上，重庆与四川分歧很大，四川要求维持原有办法全部拿走，重庆坚决不同意，在中央干预和协调下最后形成妥协，重庆自留60%，四川省拿走40%。
3、重庆额外承担了四川多项收费项目。省市“分灶吃饭”以后，四川省利用省管权限，还陆续推出了一些在重庆市收钱的题目。例如：四川为建“二滩”水电站出台的“二滩建设基金”，每度电加2分钱，而且不谈钱的权属，重庆市坚决抵制。最后，双方达成妥协，重庆作出了让步：一是把原本属于重庆的“铁路分流费”收入，让四川省全部收走（一年从重庆拿走两三千万）；二是“二滩”向重庆市送一部分电，重庆市在全市每度电的电费中加收1分钱（每个重庆市民都要向四川交钱），上缴四川作为“二滩”输出工程建设资金，算作重庆市的投资。
4、四川发展重点转移，重庆发展受限。计划单列后，重庆市与四川省的经济往来大体上是“亲兄弟明算账”。重庆计划单列后，四川开始集全省之力发展成都，利用省管权限，把原本属于重庆本地的部分产业资源，也迅速向成都集中。在四川先行发展成都的战略下，重庆被落下了。
先看工业，在计划单列的14年间，重庆地区仅扩建了一个西南铝改工程，没有新建一个重大的工业项目。重庆与四川也曾共同申请过不少项目，但项目要么最终落户成都，要么是自贡或彭州，重庆计划每次落空。
再看交通，重庆当时仅有成渝高速，而成都已有5条高速公路。而铁路方面，重庆主导的渝怀铁路一直难产。重庆到了80年代末，才开始建设两路一桥工程，这对山城重庆来说交通问题直接制约发展。
还有能源问题，先说电力。当时整个四川省由于电力建设滞后，大范围缺电。重庆计划单列后，由于电网没有分开，调度权在省里，四川用电一紧张，重庆成了拉闸限电的对象（在计划单列中，电力一直没有单列，一直到1997年重庆直辖市成立才最终解决）。重庆产业以重化工为主，所受影响非常严重，当时一度电产出三元产值，近一元利税，重庆是上缴单位，重庆财政减收，也影响到中央财政。为此，重庆市多次向中央领导反映，国务院领导同志亲自过问，《李鹏电力建设日记》中曾记载此事。在水电部协调下，省市用电量划定了基数，重庆市用电量占全川的31%，后又降为27.4%，还确定了几条原则：“资源要公开，分配要公平，调度要公正”。
再说煤炭分配问题。当时四川把重庆永荣矿务局的煤炭调给成都，把四川达竹矿区的煤炭调给重庆。永荣矿务局是统配煤矿，煤价低，质量好。达竹煤炭相比价高质低。重庆天府矿务局每年也要调一部分煤给省里。这些安排，直接导致每年重庆的煤炭缺口很大，对重庆的发电（火电）和工业生产影响很大。八十年代后期，煤炭供应一度缓和，四川省有关单位不要重庆市的煤了，原来那些基数也不作数了。
总体来看，重庆市计划单列后，最大的好处是争得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是，由于四川自身能力有限，照顾了成都，就无法顾及重庆。所以，实行计划单列之后的重庆，并没有出现预想的发展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庆不但没发展，反而没落了。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中央从国家发展战略考虑，再加上三峡工程的契机，重庆从四川独立出来也就水到渠成。重庆直辖后，直接对口中央，在与四川的经济往来中，不再有任何解缴关系，原本属于重庆的各类收入和收费，也全部回归重庆，重庆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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